中华民国时期，在浙南地区，产生了三位对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是(以岁序排列):江山的戴笠、青田的陈诚、武义的汤恩伯。我对“浙南三将”故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利用工作之余和闲暇时机，进行了多次的自费调查寻访。

去年国庆长假，2013年10月6日大约晚新闻时刻，正值台风来袭，因雨天鞋底湿滑，我在武义一家旅馆快步下陡峭又狭窄楼梯，猝不及防，仰面跌倒，摔伤背脊。其痛苦惨状，刻骨铭心，非语言所能描述形容。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还是通过武义之行，掌握了大量汤恩伯将军的第一手资料。

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大年初三早晨，我又马不停蹄地从义乌出发，上甬金高速，转诸永高速，经仙居白塔枢纽，入台缙高速。转金丽温高速，穿越丽水市区经济开发区，转上龙泉方向。沿着碧湖镇，开往松阳方向的省道。在象溪镇，转上龙(游)丽(水)高速。南下，南下，暮色苍茫，夕阳如血，经过了江山城，看到了三片石，于夜幕降临时分，到达仙霞出口。夜宿峡口镇幸福山庄，来到慕名已久的江山，的确很幸福!翌日晨，奔赴此行的最主要目的地--仙霞关脚下的保安乡戴笠将军故居。亲眼见到保安村，果然钟灵毓秀、气势不凡，即使谈不上如诗如画，却也古色古香，鹅卵石老街，临街店面，古风犹存。再驱车前往4公里外的仙霞古关隘，抬阶而上，经一关、二关、三关直抵四关。“雄关漫道真如铁”，军行至此，征马踟蹰。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站在这“东南锁钥”的高处，想到宋朝史浩、唐朝黄巢大将军，关隘、江山、名人，在这个融融春日，农历春节的喜庆气氛里，顿生一股豪迈气概。

朱熹的诗:“道出夸山乡思生，霞峰重叠面前迎。岭头云散丹梯耸，步到天街眼更明。”想当年，他老朱在这里不辞辛苦走了多少个来回!对我来说，也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实地考察整理，于是有了下面的这些文字成果。

戴笠(1897-1946)

原名戴春风，浙江江山保安村人。1897年四月廿四(公历5月28日)出生。早年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混饭，后去上交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1926-1928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成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建立“十人帮”，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独立，戴笠借由力行社等机构发展特务网络。1933年5月成功刺杀北洋军阀大汉奸张敬尧，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1934年11月13日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同年11月24日杀害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1936年10月将王亚樵暗杀于广西梧州。1939年派遣陈恭澍等人潜入越南河内狙杀汪精卫，世称“河内刺汪”，举国震惊。1941年12月初，戴笠领导的军统提前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并提前通知美国，但未受美国重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方震惊，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要亲自会见戴笠。后来美国从戴笠那里学会了破译日本海军密码，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之战以及彻底改变太平洋战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2年戴笠与美国合组中美特种技术所。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3月17日乘美军运输机从青岛飞往上海时，途中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南京，机毁人亡。

今天我来到这个杀人如麻的大特务的老家，耳闻目睹了戴笠这个多面具多色彩的复杂人物的故乡。说实在的，戴笠是他那个复杂时代的产物，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它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而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

戴笠死后的悼念活动，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其规模、声势，大的吓人。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讲话中流下眼泪。在祭礼完成后，蒋介石开始慰问军统烈士家属，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次含泪以泣。蒋介石很少流眼泪，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蒋介石亲送了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还亲笔写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的挽联，可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蒋介石在葬礼上亲自致读长篇祭文，“胡其一朝，陨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在朗读祭文时，蒋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泪。

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有一次对人慨叹: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台湾的传记作者，把他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慷慨宽容。凭良心说，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样庞大的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戴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代奇人、奇才，对国家和民族建有奇功。戴笠4岁丧父，6岁读私塾，14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17岁考入浙江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是什么力量促使戴笠选择特工生涯的呢?戴笠的回答是“只是为了继续三民主义革命”。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各种思潮、各种势力、各种人物，可谓纷繁复杂，好一个春秋乱世。戴笠凭藉自己近距离观察判断，认定蒋介石才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在戴笠心里，也深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准，绝对是在蒋之下;戴笠曾经看过太多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反蒋，也还是被蒋一一击破，戴笠从心底里佩服蒋介石，心甘情愿充当其“耳目手足”。在那个权力纷争不断，谁也不知最后鹿死谁手的年代，戴笠能坚定不移地追随蒋介石，这也是戴笠超于一般人的智慧良善之举。在你死我活的抗战年代，特工这一行是随时拿命来赌博的。戴笠在挑选人、改变人、使用人上都有奇招，在短短10多年内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做出让美国人都敬佩的成就。创建军统时，戴笠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戴笠同蒋介石一样，还是个出名的孝子。四岁丧父的戴笠对母亲有特别的感情，常自谓“受十年严格母教，数百次苦痛笞楚，方苦炼成今日之我。”平时离开家乡半月，必有书信告慰老母。每有人回江山，必亲选老母所喜爱物品带回，以表孝思。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戴笠死时，72岁的母亲犹在堂，三年后老人弥留之际，仍频频呼爱子之名不绝。

个人生活上，盛传戴笠既有“四不”(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不讲究穿着)，又诬指其有“五好”(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喝酒、好色)，尤其大肆宣传其好色轶事，指称戴笠40多岁当遇到1930年代走红的电影明星胡蝶后，从此远离了所有女人，俩人商定抗战一结束胡蝶就与丈夫离婚，而后戴笠正式迎娶胡蝶。然而当今台湾图书馆中的戴笠相关传记，都否定戴笠是好色的，相反他自律极严。美军中将梅乐斯说他与戴笠三年朝夕相处，随时往见，皆未有如传闻说的好色之状。可以说，英雄爱美人，更爱美德。《戴笠传》也提到，戴笠深夜曾会二位貌美而装束入时的女子，当时流言漫天。其实一位是驻外使节夫人，一位是台湾志士翁俊明所安排与工作有关的日本大学生，皆非外界所想。但戴笠并非不近女色的柳下惠，其妻毛秀丛因癌症死后，他从此鳏居，未再续弦，自然会有寂寞之想。传说中他确有女友，但在朋友劝告下资送留学，而和她断绝关系。说他有“拥有若干女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戴氏熟读儒家经典，有深切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且多年来每逢亡妻忌辰，必默默燃上一炷香，陈设鲜果，虔诚纪念。再者，戴氏原有禁令，禁止工作人员在抗战时期结婚，以其重理智且公私分明的个性，必以身率之，否则如何带人。

戴笠此人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介石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介石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

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据军统大员沈醉提供的资料，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之多，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

蒋介石来到台湾后曾讲过一句话:“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周恩来在中共会上也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同样一个戴笠，国共两党方面的评价，差距如此之大。章士钊写了一幅含蓄而又耐人寻味的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功罪盖棺须定论;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是非留待后人评。”意思是说:戴笠虽然盖棺了，但功罪未定;我墓志铭上讲的不算，是非要由后人评说。

戴笠虽有血性，历史却未给他公平的待遇。大陆并没有可以运用的史料档案，只能凭藉着过去军统人员的回忆录，许多真相都被扭曲。而台湾源于政治成见，也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和公正。真可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不管是英雄还是狗熊，却从不会被真正遗忘。

陈诚(1898-1965)

陈诚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母亲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陈母八十五岁那年，寿终于台北)。

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于1920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绍兴浙军第2旅第6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约束，径自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1师第3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1927年，年仅30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21师师长。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二团、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十分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如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约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陋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佃、押租金、预收地租、作物歉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副产物租等。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1964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陈诚原配妻子吴舜莲，两人未生有子女。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延闿的女儿谭祥结婚，育有四子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二女陈幸、陈平。2010年9月27日，台湾名人陈履安携长子陈宇廷、长媳央金拉姆等一行四人，应青田县政府邀请，回乡参加陈诚故居修缮竣工仪式等一系列活动。陈履安是前国民党政要陈诚的长子，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监察院长”，这是陈履安第三次回家乡探亲。

陈履安说，他的父亲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陈诚是三者兼备。此外，他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婿。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陈诚在大陆情势逆转的关键时刻，整编来台部队、改革币制、稳定金融、推行土地改革、规画地方自治，是蒋介石以外的第二号人物，对台湾社会与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陈诚对知识界人物颇为礼遇，向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王世杰友善，并敢于重用不亲近蒋介石或蒋不喜欢的人物。如1930年代，陈诚就曾拉拢反对蒋介石的人物，包括唐生智大将刘兴与冯玉祥麾下的孙连仲;以及广东的张发奎、薛岳、吴奇伟等人。陈诚用人唯才，较不论籍贯、派系，只要善战，有才能，大都争取其加入第18军。而蒋介石也放任陈诚重用曾反对自己的人，如陈诚礼遇张发奎，并曾言可让张指挥其第18军。陈诚死后，蒋介石曾题一挽联:“光复志节己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陈诚在黄埔时期起就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私交甚好，后来虽因意识形态原因分道扬镳，但当周恩来获悉陈诚逝世的消息后，也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陈辞修是爱国的人”。

汤恩伯(1900-1954)

原名汤克勤，浙江省武义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八月十六(1900年9月9日)出生于汤村之张村外婆家。爷爷汤李乾、奶奶群妹;外公林金炉、外婆无名，在张村经营酒肉杂货店。父亲汤家彩(1880-1941)、母亲林秀凤(1880-1970)。乳名寄法，曾写成“祁法”、“其法”。汤村距县城约十公里，西临上松线(上茭道至松阳)公路经过。

汤克勤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高等小学读书，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溪结婚。1919年杭州体专毕业，当警察半年。后投乡亲吕公望之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少尉排长。浙军溃败后回乡。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长子汤建元出生。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1924年3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四处奔走求人。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7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投靠兰溪何应钦北伐部队任少校参谋。

汤克勤幼年顽劣，两件事可以说明:第一，逃学厌学，常跑田间捉蛙逗虾，不服塾师管教，被打手掌时竟然反击用小刀猛刺老师;第二，喜欢骑马斗殴，精于骑术，干姐李玉珠赠送给他的一匹大白马，一次因桀骜不驯，汤克勤怒而将其抽打致死。但他也从小帮家里放牛，结识好友童维梓(白溪乡巨富之子)。1923年得到好友鲍经田的资助，受小学同学、武义首富童望超之子童维梓之邀，同往日本，于次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后因费用无着，不得已1925年3月辍学回国。在日本，他认识了蚕桑学校学生黄竞白，后与前妻离异，与黄结婚。黄竞白是浙军师长陈仪之同乡外甥女，同年，在陈仪推荐下，汤恩伯官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夏，汤恩伯完成学业回国，在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同年10月，随陈仪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陈仪)中校副团长。经陈仪向蒋介石推荐，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经张治中推荐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中正赏识。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副团长。“追随总司令出发讨逆，参赞戎机，多所献替”。在江西“剿匪”中，汤率所部率先攻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瑞金，与中共结下了刻骨仇恨。

南口为西北关钥，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第13军在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才不得不突围。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第13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伤亡12600人，占全军人数的45%以上。这场防御战，中国军人打得勇猛、顽强、悲壮、机智，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时间，使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

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表现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毁之者谓汤恩伯在此役前后充分显露其对友军见死不救的一面:在藤县不救援池峰城部，听凭其被日军击溃。当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正面坚拒时,汤恩伯也是坐等西北军同日军连番血战，彼此拼光了所有预备队后才发动反攻，使日军大部败而不溃，顺利逃出包围圈。而誉之者称汤恩伯“用兵灵活、合宜”(白崇禧语)，认为汤恩伯是台儿庄制胜的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所谓台儿庄反攻时不听李宗仁命令、逡巡不前，是因为汤军团发现日军坂本支队已出现在汤20军团的侧翼，如果按照原先部署很可能被日军侧击，到时候非但救不了台儿庄，自己反倒危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汤在姑婆山逡巡不前，其实就是汤部在兰陵一线向日军发起攻击。当时坂本支队已到达邵家庄出现在20军团的侧翼，而另一队日军主力已达官庄、兰城一带，双方相距不足15公里，如果双方向两面推进，20军团无疑被摧毁。所以汤认为战场瞬息万变，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下了个大胆决定，修改作战计划:以25师后移阻击向城的坂本支队;第4师攻击爱曲、秋湖一带的日军;89师抵达洪山镇以东，掩护25师。这么做，可以摆脱20军团侧翼威胁，使得其在最后的总攻没有后顾之忧，也能把矶谷廉介师团的残部纳入包围卷，增加台儿庄的战果。只要其行动不影响大局，在军令部的最后通牒下达之前，汤部是有权决定出击的时间，就像周亚夫去救援梁国一样。总之，汤的行军路线是南下-迂回-南下的过程。虽然修改了作战计划，耽搁了三天的时间，对于台儿庄整体战局没有导致恶化，而且最终完成了对台儿庄之敌的合围。李与汤向来不合，李坐镇徐州，只要求汤部完成任务而已，对于汤部所面临的处境无从知道，却一再说汤畏敌不前、见死不救，并无道理。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在徐州会战后的总结中说:“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宜之处。”1938年3月汤恩伯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获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勋章证书曰:“国民政府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具有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第四条之勋绩给予青天白日勋章壹座。此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日。”

1939年12月冬季攻势，奉蒋介石手谕，进击日军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段。1940年5月枣宜会战，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全面失利，中央兵团完全崩溃，但是第31集团军仍打的有声有色。1941年2月豫南会战与敌大战于舞阳，日军再度惨遭重击。华北日军对汤恩伯衔恨至深，以汤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安全撤出中州，可谓战略性转进。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恩伯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结论出自最善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见其实。作为抗日名将，汤恩伯率军转战华北，多次重击日军，是日军在华北少数有所畏惧之坚强部队，第31集团军也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汤恩伯善于机动，擅长外线攻击敌军侧背，在中央军中其战术别具一格，不像其他中央军那么呆板。

国共内战爆发后，汤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军控制区未能克敌，手下之国军主力，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汤因而被撤职，后转任首都卫戍司令。不过随后因黄泛区大会战，有其战功，因而又于1949年兼任陆军副司令，并曾代理总司令，此为汤恩伯军旅生涯最高职位。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力荐汤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上海。但是代总统李宗仁对汤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份，你(蒋介石)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名噪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汤恩伯的猛烈批评几乎成为后人评汤的主要经典依据，以致其名声恶劣异常。而汤恩伯一生坚持的反共立场，也使中共对之绝无好评。其实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汤恩伯以南口血战及台儿庄会战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之后，单靠对河南省征税供粮饷以致无力顾全军纪。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汤就是土匪的意思。河南方言原本为“河南四殃，水旱蝗蹚”，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为“蹚”。实际是说匪患，并不是指汤。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其实不能全信，污蔑之词。

汤恩伯在对共产党的战争后期，受限于大环境，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形势使然，这不是他个人能够力挽狂澜的。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汤恩伯在日本去世之后，蒋介石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即骂汤氏“与其在日本恐,为何不在上海死”。曾有人这样总结说:汤恩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胜少败多的一生，是大踏步撤退、小步幅进攻的一生，是给13军带来恶名的一生，是追随蒋介石最终被抛弃的一生。

1954年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等为其执绋。蒋介石闻知汤恩伯死讯，“非常悲痛”，亲自参加了公祭，并发布命令，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恩伯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蒋介石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汤恩伯之死发表自己的感想，“告诫”其他后来者，还不如说他对汤恩伯当年丢掉上海仍然耿耿于怀。

汤恩伯在丢失上海、厦门，关键时刻的懦弱表现，令蒋介石十分失望。金门战后，蒋介石连夜把陈诚找来，对他说:“汤恩伯于危难中主退，殊失我望，辜负了我多年来对他的信任，他不适合在金门指挥作战了。” 陈诚问蒋介石准备对汤恩伯作何处置，蒋介石深深叹口气，对陈诚说:“把他带回台湾。” 败军之将汤恩伯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从金门来到了台湾。但是，台湾也没有汤恩伯的好果子吃，他一踏上这个四面环海的孤岛，就遭受到了昔日政敌和对手的猛烈攻击。特别是曾任过胡宗南的参谋长和国防部厅长的原第37军军长罗泽闿，愤恨汤恩伯在上海战役最后关键时刻，不通知第37军撤退，把他的部队丢在了上海，不但使自己丧失了做官的本钱，还险些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因此，罗泽闿化装搭乘外国客轮辗转来到台湾后，马上动用各方面的关系，对汤恩伯进行控告和攻击。蒋介石亦痛恨汤恩伯太无能，下令由陈诚主持召开“上海作战检讨会”。

会议一开始，罗泽闿就第一个抢先发言，他点名道姓，毫不客气地说:“汤恩伯身为统帅，在上海撤退时，带头逃跑，将部队遗弃不顾。照这样的行为，将何以对部下，更何以对党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 罗泽闿的这番话气得汤恩伯满脸通红，忍不住怒喝道:“你罗泽闿能说会道，在会场上说话如同猛虎一样。但是同共产党作战，连绵羊都不如!你的部队，在浦东不战而溃，使得共产党部队直攻到黄浦江边，危及上海守军后路，使得整个局势逆转，以致指挥部都没有转圜的余地。你还说我该自杀，你早就该自杀!” 这次的军事检讨会，成了汤恩伯和罗泽闿相互攻讦、谩骂的会场，别人都没有插话发言的余地。主持会议的陈诚坐在主席位上，摇头叹息，始终一言不发，冷眼观看汤恩伯的笑话。争吵的结果，双方都提出到军事法庭上解决问题。陈诚看他们这样吵下去，亦是难解难分，顺水推舟地说:“好，那就由国防部组织军事法庭进行调查吧。”会议不欢而散，军事法庭事后也再无下文，对此事不了了之。但没过几天，汤恩伯还倒真的收到了一张军事法庭的传票，不过庭审的内容不是追究上海丢失的责任，而是审判“陈仪谋叛案”，要汤恩伯去出庭作证。

1950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国防部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陈仪。当庭长顾祝同询问陈仪为何“勾结共产党背叛党国”时，陈仪高声回答:“我和共产党联合，是为了保境安民，使浙江人民免受兵灾。何况因汤恩伯出卖尚未达到目的，我有什么罪?”自陈仪被软禁后，汤恩伯一直避而不见自己昔日的恩师，这时他却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汤恩伯出庭时，先向站在被告席上的陈仪敬了一个礼。陈仪神色坦然，不屑一顾。汤恩伯指证说:“我对犯人陈仪，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到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汤思伯这种忘恩负义的无耻举止，被国民党的史学家吹捧为“时穷节现”、“大义灭亲”。法庭最后判处陈仪死刑。顾祝同问陈仪还有什么话要讲，陈仪平静地回答说:“死得其所，没有话讲。” 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押赴刑场。临刑前，陈仪从容不迫地洗浴更衣。他身穿深色西装，系一条黑领带。行刑军士捧上食盒，上面放着食品和烈酒。陈仪手一挥，说:“用不着，走吧。”到了马场町刑场，陈仪走下囚车后，对行刑的军士说:“向我头部开枪!”说完，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边走边大声说道:“一人死，精神不死!一人死，精神不死!”

汤恩伯为何要出卖自己的恩人，随着当事人的相继作古，这已成为一个历史之谜。有人曾作过这样的分析，汤恩伯那段时间的心理可能存在的四种状况: 1.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所获得的军事权力使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 2.蒋介石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反共抗俄前景的瞻望，蒋经国就曾说过，美国人已许诺最迟不会超过1950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使汤恩伯相信，国民党目前的困境只要坚持数月就会逆转。3.汤恩伯骨子里对共产党根深蒂固的仇恨，以及当年发生在“剿共”战场上的种种“业绩”，如他曾到处夸口，1932年春在河南潢川，一次就用机枪扫射青年及共产党两三千，这必然成为横在他和共产党之间的阴影。4.汤恩伯对于“君主”蒋介石本能的恐惧。

陈仪被害后，蒋介石念及汤恩伯最终没有跟随陈仪走“投共”之路，制止了罗泽闿等人要追究汤恩伯在淞沪战败责任的鼓噪，但勒令汤恩伯退出现役，只给了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职。汤恩伯觉得自己卖主求荣，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太冤了!在惶惑不安中，他在家里为陈仪设立灵堂，晨昏祭奠，以此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面对陈仪的遗像，汤恩伯有时竟失声痛哭。不料，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把汤恩伯召去，劈头盖脸一通臭骂，最后命令他:“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设立牌位祭奠!”汤恩伯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回到家中就拆除了灵堂，焚烧了灵牌。

从此后，汤思伯更加郁郁寡欢。他本来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医生也曾叮嘱他，精神忧郁将使病情恶化。可是一个人到了权柄尽失且成为众人耻笑对象时，他又如何能够欢愉起来呢?更何况，自陈仪被害后，噩梦就一直在伴随着他。穷愁寂寞，使得汤恩伯的病情不断加重。1954年春，经医生诊断，汤恩伯的十二指肠溃疡已转为癌症。经蒋介石“恩准”，汤恩伯赴日医治。然而，汤恩伯到日本后，却再也未能回来。1954年6月29日，他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东京。

“恩伯吾兄千古:擐甲胄以卫邦家战垒勋高出塞早传三箭定;闻鼙鼓而思将帅应闱亲在倚闾不见一帆归”--陈诚敬挽。“恩伯上将千古:南口御戎思大将;东方再造失长才”--于右任敬挽。1964年6月，汤故上将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印《汤恩伯先生纪念集》，于右任题写书名，陈诚为之作序。丁治磐《汤将军传》，时任陆军总司令的黄杰挽诗:“鼓角当初绝戟门，戈回落日梦难温;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

失宠于蒋介石的汤恩伯，心中确实忿忿不平。整个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自己的无能，为什么要把内战失败的责任推给他?而汤氏一生坚持的反共立场,又使共产党对之咬牙切齿,绝无好评。以汤氏之旧属张轸推论，若1949年汤氏能依陈仪之议而举兵投共,不知现在其勋绩又有多少美谈流传!汤氏死后，海峡两岸,千夫所指,一律以汤氏为恶棍军阀，一代名将结局如此,实在可哀。

在日本东京医院弥留之际的汤恩伯，灵魂飘荡在躯体上空，望着自己无助而惨淡的遗体和面容，回念起台湾和大陆的无助亲人，终于体会到死亡的痛苦和生命以及亲情的可贵。更想起无数的儿郎，曾追随自己，浴血捐躯于抗日沙场;还有无数民众，在军队的铁蹄践踏之下，家破人亡的情景，汤某潸然落泪，大恸不已，悔之晚矣!然而，这就是宿命与历史!若干年后，世人与历史将如何评述自己的一生?屠夫、英雄、名将抑或饭桶?天才知晓!俱往矣，遥念故土亲人，老夫一声长叹，死不瞑目矣!

后记

我曾数次行走在浙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好几次，翻越义乌和永康之间险峻雄壮的大寒山。记得经过枫坑水库，那曲折的山路和迷人的风景，使人感叹和难忘。还有一次，我夜间驾车去武义，于陡峭山路翻越大山当中，悬崖峭壁十分危险，当时的险恶情景，犹历历在目。

如果走平路，从金华澧浦，经过金丽温高速，穿过金温铁道，就到了武义县境内。再行不久，从公路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汤村，就是那个汤司令--早年留学日本军事、最先攻入红都瑞金、南口抗战一战成名打出“支那军”骨气、台儿庄大捷的英雄、豫西战役中溃逃最快扰民甚凶“炸弹掉茅坑激起民粪(愤)”被河南人民咒骂“水旱蝗汤”、孟良崮战役指挥不力被蒋介石连抽两个耳光、战上海又遭蒋咆哮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败退台湾郁郁寡欢、最后蹊跷死在日本“医疗事故”(时年仅54岁)--“二级陆军上将”汤恩伯的老家。

过了汤村，很快就进武义城。浙南多廊桥，横卧熟溪(武川，也称武阳江)之上的的古廊桥，有首对联:“三百里溪泉，自何年煮成熟水?五千家灯火，从此处飞越长桥”。江山虽依旧，历史已沧桑。

故乡人民自发为汤恩伯建了一所故居纪念馆。有感于此，我特别修改一首小词，拿来与读者诸君共赏。《念奴娇?汤恩伯将军》:烽烟散尽，纷争罢，功过谁予评论?自小野里，人都说，武川汤郎最混。少年练武，习军东瀛，雄心志千里。本正源清，不想搏取虚名。抗倭寇，威名震，台儿庄血战，鬼蜮惊魂。风口浪尖，谁能够，忠孝仁义两全?一生愧疚，恩师如邻伯，上苍鉴心。曾效岳武，中华志，谁堪问?!

汤恩伯故居门楣上“正本清源”的字迹犹存，然而遗憾的是，汤司令到现在都还没有盖棺论定，也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名人怪人奇人，和一件怪事奇事憾事。何时能够给以一个全面、正确、客观、真实的评价呢?将军魂兮归来之日，也可以安心了。

武义县原档案局长王文政同志，赠给我《汤恩伯年谱》，大有启发和帮助，特在此表示十分的难忘和感谢之忱。

(2014年2月14日元宵于义乌绣湖之畔修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