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恐惧缠绕的沈从文

原标题:被恐惧缠绕的沈从文

书名: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作者: 张新颖 出版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6月

苦难出文学，但如果苦难异化为对文学的高度恐惧，别奢谈创作，苟且偷生兴许才是最大的命题。

1948年暑期，在同二子“虎虎”的一次对话中，沈从文兴致冲冲地表示，为追赶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一定要努力”，再“写个一二十本”。然而接下来沈从文依旧饱受左翼文化界的批判，与其说他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和创作能力产生怀疑，倒不如说他对快速变化的时局倍感恐惧。正是这种强烈的恐惧感将他推向了生命的尽头--切脉自杀。长期研究沈从文的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以此时间为切入点，展开了沈从文“后半生”的沧桑叙事。

沈从文曾想坚守，但迫于现实，他选择沉默。1949年1月，沈从文写道，“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见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自杀事件平息之后，沈从文毅然割断了赖以成名的传统文学情结，一头扎进文物历史研究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受文学熏陶多年并颇富成就的作家，沈从文心底绝不会否认文学和文字的意义。但在那个扭曲的特殊时期，出于对他人、家人和自己的必要保护，失去了免于恐惧能力的沈从文，除了努力争取一点自保希望别无他法，尽管这样可能损及此前呕心沥血积攒起来的文学声誉。或正因这些谨慎，老迈之年虽历经磨难，但沈从文总算得以苟且偷生。而同样遭遇的老舍先生投向了未名湖。自杀的文化名人还有吴晗、邓拓、傅雷夫妇、翦伯赞、杨朔等。

自杀事件后，沈从文“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从本书中难以寻觅沈从文这种转向的学术动机，但与文学创作面临的风险相比，这种转向可能更为保险，并有先验可循--郭沫若就曾凭借《甲骨文字研究》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不过，恐惧归恐惧，隐藏在心底的那些文学情结怎能不“蠢蠢欲动”。1950年后他先后创作过《老同志》和《中队部》，但这些试图与新兴文学对接的“应时之作”未能发表，这足证“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他也写过一些应景诗，然而，这类既不能真正割断传统文学血脉，又无法真正对接新兴文学的作品，难免两头不讨好。好在沈从文因此增添了一层层保护膜，只不过薄如蝉翼。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更多“作品”是那些应付各类批斗的检查。“从1966年7月到1968年12月，他就做过60多次检查”，“共被抄家8次”，最后实在抄无可抄。接下来又被发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研究工作停摆。沈从文的作品和个人变得更加敏感，连原来抢着出版其作品的出版社因规避风险不得不撤销计划。

他不仅自己敏于写传统小说，面对那些频频登门虚心请教写作乃至写字之辈也均冷言相劝，连“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也被他“谦虚”地拒绝。这绝非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性，而是对恐惧的本能反应。

与国内视沈从文作品为“牛鬼蛇神”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海外，其作品逐渐走热，不仅在欧美日多个国家相继推出，关于沈从文作品乃至个人的研究著作亦纷纷面世。

沈从文一生创作过80多部文学作品，但主要集中在1948年前，1948年成为沈从文命运和事业的分界线。一般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并不会有明确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界限，权因这种时间区间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与前半生有着鲜明的差别。

沈从文在煎熬中最终走出了恐惧，但年事已高，虽多年投入文物历史研究亦富成就，但《边城》的那种创作激情，早就被岁月打磨光圆。记得曾有人讲过，苦难出文学，但如果苦难异化为对文学的高度恐惧，别奢谈创作，苟且偷生兴许才是最大的命题，比如后半生里的沈从文，以及有过同样经历或消逝于那个年代的诸多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