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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曹禺:他们那一代文人无法逃脱的命运_网易新闻

父亲曹禺:他们那一代文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2015-02-28 13:11:57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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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父亲曹禺:他们那一代文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其实我想说的是,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

《中国新闻周刊》文|万方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5年2月12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97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这句话是话剧《冬之旅》中的一句台词,由一位老人说出,一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在我构思《冬之旅》这部话剧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爸爸,准确地说不是想到,是他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不是指他的容貌身姿,而是他的磁场,他灵魂的能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能量已部分地融入了我的生命,无论我写什么都与他有关。

我的工作也是写作,是编剧,所以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感到有压力吗?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确实没有。我爸爸是一位极为开明的爸爸,如果说他教给我什么,更准确地说他用什么感染了我,浸润了我的生命,那就是真诚,真诚和自由。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医院,万方(左)带儿子和妹妹一起探望曹禺,在医院的走廊上合影。

图|作者提供

1996年12月13日黎明,我走进病房时,医生说,现在把心脏起搏机关了,请你们看看。我看见一条绿色的直线。病房里很混乱,高高的天花板上日光灯昏暗,爸爸的身体斜躺在病床上,光着脚,肚子隆起,脸上罩着呼吸器的面罩。当时我不能立刻理解发生了什么,那噩梦般的场面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只感觉所有的人都沉没在海底。我记得我伸出手去摸了他的脚。

事实上,爸爸走得很安静。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因为他那两天发烧,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在做了处理之后,医生让我们再进病房和他告别。这时外面已晨光熹微,但病房的厚窗帘挡住了天光。爸爸的身体被一条大白单子裹着,下巴用白绷带整齐地兜住,只有脸露在外面,脸上很光滑,看上去就像睡着了,睡得十分安稳。应该说爸爸很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在爸爸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慢慢看了他留下的一些文字,在两张不大的纸上是一首爸爸写的诗,时间是1986年11月8日。

雷从峡谷里滚响

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

我听见风吼,黑云从乌暗的天空猛压头顶

从云里垂下来黏糊糊的东西

那是龙的尾?是龙的长舌?像无数的钩

钩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

地上喷出火

我的全身在燃烧

洪水泛滥,暴雨像尖矛扎透我的背

我向天高吼:“来,再狠狠折磨我!”

大地震抖,高楼,石头,水泥坍下来掩埋了我全身

土塞住我的喉咙

我向天高喊:“来吧,我不怕,你压不倒我!

你不是龙,连一条毒蛇都不配,

把戏吓不倒我。”

我看见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

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我不是评论者,不善于做分析和评价,但我有思考的能力,生活会在很多时候激发我思考,思考我的父亲,思考那个潜藏在种种表象之下的灵魂。我相信他的身体里绝对有一个灵魂,但很难描述,因为它太复杂太丰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强烈,太荒谬太狡猾,无法穷尽,但一切皆为真诚。

20世纪60年代末,曹禺夫妇与万方姐妹在北京东四照相馆合影留念。

图|作者提供

他们从来无缘体味

“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

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之所以是他。

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坐汽车寻找他的旧居。司机说:这就是意租界了。我看到路边是一幢幢小洋楼,已经很旧了,还是看得出当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在这里!”

汽车停在路边,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他的家“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颜色灰突突的。如今,那里已经是曹禺故居纪念馆,而当时里面住着好几家人,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位老人。我们进去时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我爸爸却顾不得和主人多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之中。

“真是奇怪呀!这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他不对我们任何人,自己喃喃地说。我看到的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摆着床和桌椅,非常的普通;然而在他的眼光里,这些房间奇异地活起来了,有人在里面出入。

果然他的先生来了,“教我的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叫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记》。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好几个姨太太,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他迈进一道门槛,脚下绊了一下,幸亏身边的人扶住他,而他毫不觉察,如烟的往事使他悬思其间。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张望,“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鸦片),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置身于童年之乡,使我爸爸简直有些迷惑不解。而我则想象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儿,放学回家时的情景。家里十分安静,没有人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他熟悉的鸦片烟的气味。他走进自己的屋子,做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

“我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他停了停,“我父亲,他高兴时就背我,我十五岁时,他还背过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我们在小白楼前照了相,爸爸指着街道旁的空地,“就在这地方,排着一溜人力车,天津人叫‘胶皮’,不问价钱,上去就走。”他又指着一座临近的小楼,“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我忘记了是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做姨太太。这座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他说那时他特别想看看周金子的模样,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阳台上一晃,在他少年的眼睛里,他觉得她长得很美,像神仙似的。他还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说到这些,其实我想说的是,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

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它改变了人生存的定义,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物质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

20世纪50年代,曹禺夫妇带着万方(右)和妹妹在家中书房合影。

图|作者提供

他站在自己的高度

写剧本就是爸爸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

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这位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后来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吗?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这番话是对来采访他的人说的。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老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

“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从中我又一次认识了我爸爸内心里的那个小人儿,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

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剧本。时常想,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

长时间以来,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例如文革;还有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那是一种对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惧,以致完全地丧失掉自我。对那种恐惧我深有体会的,在《冬之旅》这部戏中,我描写了它。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上初中一年级,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院子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标语,字又黑又大,贯穿整座大门。我在学校里是“黑五类”子女,不允许进教室,只能坐在教室外面,一坐就坐一天,不能动不能说话。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不管我们做什么,怎样做,我们的生存都不可变更地处在假定有罪的状态下。

我发现了一个本子,封皮上是我爸爸的笔迹,写着:十年浩劫回忆录。关于我上面说到的情形,他写道:“我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斗,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但孩子不干,她没有心情受任何人的爱抚,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

有一段时间,爸爸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回家,早上让他们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就用石头砸他们。他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造反派命令他参加批判会,一进单位的门他就难受极了,他说:“那些人你说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是神也好,反正我惹不起。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你们怎么碾。”他上班要路过一条叫“剪子巷”的胡同,看见一个老太太天天在扫地,他非常羡慕她,就想像她那样,在胡同里有半间破房,一天天扫地,浑浑噩噩地过,苟全性命。

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回忆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本来在我的小屋里就很憋闷,现在更加不能忍耐……半夜醒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胆战心惊。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我不愿叫醒睡着的方瑞和小欢子,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四面是乌黑的海,黑浪滚荡着,时而漂浮起几个没有眼睛、没有面目的人头,发出声声惨叫……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

再之后他被革命群众“解放”,在团河农场劳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天色近晚的时辰,我就从窗子里看见他的小个子出现在远远的大门口。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门,然后又蹁腿骑上车,看上去挺利索。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在暮色中的样子,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爸爸还看过传达室,先是在首都剧场,结果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去,分发报纸,传呼电话。我记得他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浪费,就把白薯皮吃下去。我有爸爸在那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他坐在传达室的一张破桌子前面,手拿报纸,身后的墙上布满水印,脸上倒是乐呵呵的。

我了解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了。

1962年,曹禺与老舍合影。

摄影|马乔

那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

我说的那本“十年浩劫回忆录”是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写了不到一半,那上面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候我妈妈已在1974年去世了,妹妹从部队复员,他俩住在一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我那会儿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小欢子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

“我不信,不敢信。怕,怕那不是真的,还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回忆至此,我不由得想起爸爸曾经讲起的一段经历。那是1949年。他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和一些人一起再坐轮船到了山东解放区,又到了北平。我不能肯定准确的路线,但这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辗转行程的目的,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国大典前,他是庆祝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身上带着很多的公款,他让我妈妈在住处守着装钱的包,寸步不离。他还担任了庞大的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他那时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我简直难以想象他会怎样指挥那雄壮欢腾的队伍,但我能想象得出他本人激动发晕的样子。他的这个身份极少被提起,在这里我觉得值得一提。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

有一回他回到家,精疲力竭往沙发上一倒,我跟过去坐下,同情地说:“真够忙的。”他缓过点神儿来,说:“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他一下子就把话说到根儿上去。“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

我听惯了他骂自己,就笑笑。他又说:“我现在的脑子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呀!”

过了一会儿,他见我还坐在旁边,就又对我说:“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一本账,我写不出东西是我自己的账。你别以为我苦恼,你苦你的恼吧!”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游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也许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知道,也并不真的想知道。但是痛苦确实是痛苦,绝没有掺一点假。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然而,长时间的寂寞又会使他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他的脸这时候绷得紧紧的;我看见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脸,他站住,松懈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着,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

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床头灯的直射下亮得吓人,我就坐在他身边,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望着他活生生的痛苦。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昨晚那个大使,说什么伟大的作家,了不起的作家,狗屁呀!我听着一点不高兴,我想得太大了。我想但丁,想托尔斯泰。”他顿住一口气,然后深深地吐出来,“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呀!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

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嘴在脸上用力地抿紧,目光灼灼,闪动着生命的光焰,“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多少这样的时光,我已经睡下,他连声地叫我,接着开始他的倾吐。床头灯照着我们,他立下志愿。

在爸爸去世后,我和妹妹整理了他给我们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1981年到1983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那一段时间的信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

他在信里说:“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说:“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去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了好多人谈话,搜寻材料,“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乘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最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

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写作之难,大约不亚于你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这封信是写给我在大学里学医的妹妹的。“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这一两年下的功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中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用的功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

4月的又一封信里,他说:“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前干。”

到了1985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当他去世很久之后,我的脑子里越来越多地冒出过去的美好时光。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被前面高大的房子挡住了阳光。窗子上挂着白窗帘,门前我妈妈种了一畦晚香玉,夏天开花的时候,那洁白硕大的晚香玉就像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美丽极了,也香极了。我和院子里的孩子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总能看见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夏天,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有的时候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有些阴沉。他会很突然地剧烈地挠他的头顶,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我很庆幸在记忆里留存着这些他创作的景象。

年老后,他也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些什么。我手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些字的白纸——“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我知道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据他说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我想我能理解他。偶尔,我也想,这是不是他下意识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借口呢?难道他真的就不能战胜内心的魔鬼?不能解放自己?我无法得出结论。

多年以来,我爸爸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最多的是他想写的戏的提纲。

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提纲他已经想得很细了。人物表有:童五、张俭、刘恭、刁仆和柳童氏。他写下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身世,互相间的关系与发展,还有一场场的对话。

关于《黑店》,他写道:“天地造物,有如蚊虫,有如雪豹,有如豺狼,有如狐狸,但有的是人,更妙的是真人。风暴中有静静的草舍,雷电中有安静的美好的心,它似高山岩石,似野天信鸟,它忠诚,却忘记人间如何丑恶。黑店是人间,是人住了一生的地方,平和静穆是一切事物,但事物的内中却疾风暴雨。”

还有一个戏,剧名叫做:《外面下着雨》。写的是一对老夫少妻,下雨天在屋子里共度时光的情形,是个独幕剧的构思。我还发现他在1987年写下的断想,其实也是一个戏的构思。一个人物叫:胆大;另一个叫:胆小。“胆大”是一个好冲动、自以为是、好冒头出问题的人,偏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胆小”是事事害怕,处处设防,惟恐戴上枷锁的人。再有一个人物叫做:神。“神”冷酷、专横,把胆大和胆小都压在大山下面。在宇宙洪荒之中,大地震怒,把神也压在了大山恶石之下,于是有了神、胆大、胆小三人的对话。

在他的本子里,我还看到他要写一个爱听好话的人和一个说谎话的人;一个能说的骗子和一个专爱受骗的傻子,外加一个不正直的聪明鬼。他还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写如来……

当我翻看这些东西,从字里行间,我强烈地感到我爸爸对各种人物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脑子里那部创造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不停,人生的问题一个个像滚珠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的声响;在他心灵的大厅中,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思想的自由的回声在他的身体里振荡。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不得不离开他心里各色各样的人物;一旦离开他们,他感到那样孤独。他的小本子上有一首诗,表达了内心的感觉:

孤单,寂寞,像一个罐头抽尽空气,

我在压缩的黑暗中大喊,没有声息。

孤单,寂寞,在五千丈深的海底,

我浑身阴冷,有许多怪鱼在身边滑去。

孤单,寂寞,在干枯无边的沙地,

罩在白热的天空下,我张嘴望着太阳喘气。

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我沉没在冤魂的嘶喊中,恐惧。

爸爸去世后,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和我说:我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这话巴金伯伯老早在给我爸的信里就说过,他说:“家宝,你要写,你心里有真宝贝,你要把它们拿出来。”

当年我爸爸写出《雷雨》之后,给了他的好朋友、中学同学章靳以。当时章靳以、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文学季刊》。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现在我确实懂得了,爸爸在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然而老年之后,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不知为何物了。他常常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怀疑它们的价值。我劝他不要想了,因为这不是他的事。

“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我对他说。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你说呢?”我反问他。

“你说呢?”他又问我。

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

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木头脑袋写的。你要经常想想,揣摩一下,体会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远。‘迷’在写作里,那怎么行?”

今天再看他对我说的这些话,我想我没有辜负这份深切的父女之情。我走进了他指给我的迷人的创作境界,他曾经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享受。如今我终于也享受到了。

夏天里的一个上午,我爸爸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看报纸,屋子里很安静。忽然听见一种怪声音,我惊疑地朝他望去,声音正是他发出来的。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文章,引起何种感想,他把腔调拖得长长的,用一种怪声唱起来,像唱戏一样;我盯住他看,他愈发提高嗓门儿,还是唱同一句词:“可怕呀,可怕呀,真是可怕呀!”

我笑着走过去,问:“爸,什么可怕?”

他把一句“可怕”唱完,回答我:“可怕,什么都可怕。不是吗。”

我爸爸,他骨子里真的是一个太真诚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有一点点压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来。想来那就是他的天性,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难过。

在我的一个本子里,一直夹着一张纸,上面是我抄下来的爸爸写给别人的一段话,现在再看这段话,感到像是对他本人性格的一种说明:

“万不能失去‘童心’。童心是一切好奇,创作的根源。童心使你能经受磨炼,一切空虚、寂寞、孤单、精神的饥饿、身体的折磨与魔鬼的诱惑,只有‘童心’这个喷不尽的火山口,把它们吞噬干净。你会向真纯、庄严、崇高的人生大道一直向前闯,不惧一切。”

现在是2015年2月,《冬之旅》的话剧1月份刚在北京演出了三场,得到的回应之大出乎我意料。我最感欣慰的是人们理解我,理解我想说什么、在想什么,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就更加理解了我的爸爸,理解他们那一代人。而我们是他们的延续,他们就在我们的生命里。
 

万方

曹禺与方瑞的女儿。曹禺,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其代表作《雷雨》 《日出》 《原野》 《北京人》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女儿万方,也成为了一名知名剧作家,代表作有:电视剧《空镜子》 《空房子》等,及近期上演的话剧《冬之旅》。


编辑:niuchuyun

(原标题:父亲曹禺:他们那一代文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netease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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