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是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的第50个年头。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一起，给相对闭塞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用自己的语言触摸世界的窗口。那些精致的电影，动听的声音，经典的对白，还有明星一样鼎鼎大名、却始终隐藏在幕后的神秘的配音演员，让几代人耳熟能详，念念不忘。在走出国门已经非常方便的今天，在许多年轻人觉得看原版电影更舒服的现在，译制片却不得不面临人才缺乏、市场不规范和观众质疑的窘境。在这些萧瑟的日子里，有一批人仍然在活跃着，也许并不为人所知，只是因为他们还爱着这个事业，愿意为梦想去思考，去付出自己的努力。
译制片:未完待续的历史
撰文 本刊记者 李舒亚
电影是图像和语言的艺术。关于图像，亚非欧美人民喜怒哀乐的表情大体相仿，而语言则“泾渭分明”。当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电影需要交流，便有了“译制”。
译制片在中国走过了漫长曲折的路程。从最初的默片到配幻灯小字幕和“译意风”在现场讲剧情，再到真正的译制片出现，观众逐渐习惯外国明星嘴里讲着流利的中国话，而如今又似乎越来越流行看“原声片”，中国的译制片在这个过程中写就了它兴衰更替的历史，也抛出了一个问题:人们还需要它吗?
诞生:从黑土地出发
1948年1月8日，大上海大戏院公映了由20多个华侨译配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难忘》。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外国人说中国话”的电影。
1948年9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翻版组，开创了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先河。1949年5月，一部反映前苏联近卫军战士马索特洛夫英勇事迹的影片《普通一兵》译制完成，标志着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的出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片中东北味十足的配音虽有些滑稽可笑，但却与苏联红军战士的工农身份很符合，让观众感到亲切。该片的译制导演袁乃晨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片中的几位配音演员也因此走上译制片的道路，成为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奠基人。
《普通一兵》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人员。仅1949年下半年，他们就接连完成了另两部苏联电影的译制，即《俄国问题》和《伟大的转折》。次年的产量更令人咋舌，多达31部。
从译制片《普通一兵》诞生到1965年，17年间我国译制的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而这些影片中，许多都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
发展:来自上海的声音
就在《普通一兵》译制的那年冬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派出翻译片组到东北学习经验，队长就是后来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陈叙一。
1950年3月，上影厂翻译片组译制的第一部作品《小英雄》完成。同年6月，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改成的放映间，加上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改装的录音棚，诞生了中国日后最负盛名的译制片基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片开始有了“南腔北调”的差别。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上影厂翻译片组制作出了《乡村女教师》、《列宁在1918》等一大批上乘之作，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至今仍是常被援引的名言。
繁华:星光璀璨的时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外国文化的渴求和一批爱岗敬业、有着极高专业素养的配音导演和演员的努力，造就了中国译制片最辉煌的时期。
《虎口脱险》中尚华和于鼎堪称珠联璧合的配音，将法式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魂断蓝桥》中刘广宁、乔榛的完美演绎让这部在欧美原本非常普通的影片成为中国影迷心中的爱情经典;《茜茜公主》中丁建华和施融恰到好处的表现让这个王子与公主的完美童话成为许多影迷的最爱;《叶塞尼亚》中李梓的一句“喂，当兵的……”让美丽泼辣的吉普塞女郎呼之欲出;《佐罗》中男主角富有磁性的声音让无数人迷上了童自荣;《简爱》让邱岳峰所演绎的罗切斯特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追捕》中冷峻刚毅的杜丘警长让毕克成为高仓健所有中文“代言人”的不二人选;群星荟萃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更是一演再演，成为配音教学的经典教材……
那一串串耳熟能详、精彩绝伦的对白，那一部部脍炙人口、百看不厌的影片，那些或轻柔娇媚、或阳刚洒脱的声音，作为经典永远地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和中国电影发展的史册上。
问题:活着，还是不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泰坦尼克号》、《珍珠港》、《蜘蛛侠》、《黑客帝国》、《指环王》、《哈利波特》、《加勒比海盗》……译制片依然一如继往地为我们打开那扇了解异域文化的窗口。据统计，2006年译制片与原声片的比例约为10:1，每年数量有限的进口大片中，译制片仍是绝大部分影院放映的主要拷贝。
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外语学习的普及和流行，老一代配音艺术家的淡出，以及市场化环境下译制作品质量的下降，译制片似乎渐渐被纳入了“怀旧”的范畴。
“活着，还是不活?”这句《王子复仇记》的经典对白，是2006年4月中国译制片问题讨论会的主题，也是人们近来关于译制片讨论的核心，正反双方都有一箩筐理由和论据。关于中国的译制片，这是一部未完待续的历史，未来究竟怎样，或许不仅仅取决于译制片工作者的勤勉努力，更将取决于我们--大众的选择。
那些声音，愈遥远，愈清晰
撰文 本刊记者 陈玉洁 摄影 本刊记者 段崴
曾经有这样一些电影画面:瘦弱单薄的简·爱终于靠在了失明的罗切斯特先生肩头;面对一屋子嫌疑犯，客轮上的波洛探长终于说出:凶手是你，杰吉小姐!指挥家在水气蒸腾的浴室里一边绕圈一边哼着“鸳鸯茶，鸳鸯品”;敢死队里的乌合之众叫着“头儿”;甜美的茜茜公主清新活泼而又高贵典雅……
那时，谁没有花一毛钱看过电影，或者至少，没有抱着“匣子”在百无聊赖的午后听过录音剪辑?那些单调的岁月因为那些带点欧式腔调的中国话而生动起来。这些电影有着典雅的气质、轻松幽默或跌宕起伏的情节、精彩的台词，今天转头再看的时候，就像品尝陈年的老酒，或者翻开泛黄的相册，遥远的记忆在一瞬间变得无比清晰。
《简·爱》
《简·爱》是不能不提的经典。它在国外有很多个版本，引进到国内并由邱岳峰和李梓配音的这一版并不是最好的。但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无可替代:“你哭了?”“没有。”“眼泪顺着睫毛落下来了。”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简，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哦……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
邱岳峰的声音是低沉沙哑的，许多圈内人士都认为他的声音条件并不好。然而，他在同行和观众眼中已经被奉为神明--他就是外表潇洒、内心痛苦、性格多变的罗切斯特，而他也可以是灵活幽默地与警察周旋的小偷(《警察与小偷》)、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梦想者(《白夜》)、良心未泯的杀手(《凡尔杜先生》)、死在红军爱人枪口下的白军中尉(《第四十一》)、帅气的美猴王(《大闹天宫》)，还有《大独裁者》、《巴黎圣母院》、《孤星血泪》中身份不同的各个角色……
“他配的任何一个角色都能让你服气，就认为他配小偷就是小偷，他配绅士就是绅士。”跟邱岳峰对过戏的同事赵慎之这么说。陈丹青曾写道:“当我在美国看到《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中发生‘重听’”。
《尼罗河上的惨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被誉为明星云集、班底强劲的剧目之一。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句话的小角色，也会有专人“代言”。苏秀配音的黄色小说家奥特波恩太太，刘广宁配音的杀人犯杰吉，童自荣配的激进青年……而滔滔不绝用大段的台词分析案情的毕克(波洛探长)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机敏镇定的探长，声音浑厚得令人安心，语气又虚虚实实，张弛有度，将扑朔迷离的杀人案情条分缕析，语言有声有色，观众跟随着他透过层层迷雾，抽丝剥茧地弄清了真相。
说起毕克，不能不提的另一部片子是《追捕》。这部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并未产生太大轰动的影片在我国却能风靡一时，毕克功不可没。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因为有了毕克的演绎而更加入木三分，以至于80年代高仓健访问中国时，还特意与毕克会面;1999年出品的《铁道员》，高仓健还曾打算请毕克配音，只是因为毕克的身体欠佳而作罢。
不论是配《阴谋与爱情》中的斐迪南、《音乐之声》中的男爵还是《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张伯伦医生，毕克都是那样风流倜傥;而在《追捕》、《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里，他又是那样冷峻、凝重。尚华曾经说:“他的感情是即兴的，现场抓来，分寸感准确，感情又饱满，这是他的功力，没办法，学不来的。”
《虎口脱险》
如果说邱岳峰的符号是罗切斯特，毕克的代表作是波洛和杜丘的话，那么《虎口脱险》则成就了尚华和于鼎。恐怕看过《虎口脱险》的人没有不被吵吵闹闹的指挥家和油漆匠逗得哈哈大笑的。略带神经质的乐队指挥出场的那场戏语速飞快，配这部戏的时候，尚华的血压一度升高到180，晚上睡觉都在回忆指挥的面部表情，想象他的情绪。而于鼎则是慢功出细活，他的声音条件并不出众，也算不上伶牙俐齿，配过的配角不计其数，但主角却屈指可数。尚华跟他配戏的时候就一遍一遍地陪着，等到他慢慢把台词捋顺，才投入情绪。尚华说，一次录戏，于鼎说完，音效师就用力拍一下桌子。反复排练，于鼎自己却总也不满意，直到音效师忍无可忍地说:“我手都拍肿了!”
于鼎的代表作还有《英俊少年》里的卡尔、《大篷车》里的莫汉，尚华的代表作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冷酷的心》里的魔鬼胡安，《加里森敢死队》里的“黄毛”，《追捕》里阴险的长冈了介……
《音乐之声》、《天鹅湖》与《茜茜公主》
《音乐之声》里的阳光、青草、欢乐的儿童和轻快的歌唱，让人们无法忘记那个金发女郎，仿佛世界上再也没有忧愁痛苦。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李梓，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拘谨的人物。她还是能与邱岳峰“抗衡”的倔强简·爱，是野性的吉普赛女郎叶塞尼亚，是高贵优雅的安娜·卡列妮娜，是流浪的卖艺女艾丝美拉达， 是自私狠毒的阿依曼。不过，你更难想象的是，八十年代初风靡的《英俊少年》里那个“英俊少年”海因切，也是出自李梓之口!
有多少人还记得《天鹅湖》这部并不鸿篇巨制的动画片?深情的王子，柔弱美丽的公主，霸道凶恶的猫头鹰，可爱之极的一对小松鼠……同样拥有华丽声音的童自荣和刘广宁旗鼓相当，童自荣的声音极有特色，声线高而明亮，稍微带一点点鼻音;刘广宁则纯净天真，《叶塞尼亚》里的路易莎、《冷酷的心》中的莫尼卡，《大篷车》中的“小辣椒”妮莎，单纯热情;日本影片《吟公主》里的吟公主则非常古典、性格坚韧。《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杰吉是一个杀人凶手，集温存、狡猾于一身。
相形之下，《茜茜公主》即使在而今的许多年轻人心目中也仍然是经典。活泼好动的茜茜公主(丁建华)，华贵孤傲的弗兰茨皇帝(施融)，处处找茬的皇太后(曹雷)，滑稽的上校(童自荣)……茜茜在弗兰茨面前撒娇的“我都妒忌了”透出来的纯真和痴情让人记忆犹新。丁建华还是《追捕》里的真由美，《少林寺》里的牧羊女，《魂断蓝桥》里的芭蕾舞女演员玛拉 ，近几年，丁建华还给《冷山》、《翻译风波》里的妮可·基德曼配过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上译厂的辉煌中，有一个至为关键的幕后人物，以至于直到今天，他的名字还一定会被提及，这就是陈叙一。他出生于资产阶级买办家庭，家里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来来往往;他有着很好的话剧功底，曾经在黄佐临的剧社演出话剧;在苏秀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制度，让所有上译厂译制的片子都绝对有质量保证。上译厂甫一成立就成为厂长的他，用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人，他仿佛就是为了这个奇迹而生。而他在1984年退居二线，似乎预示着这个辉煌开始走向黯淡。
1988年，他不再经常去厂里指导，1992年与世长辞。邱岳峰因为“历史罪行”终未能洗雪而在1980年服安眠药自杀，时年59岁。2001年，毕克因肺功能衰竭辞世。尚华在2005年因为突发心脏病过世，几年前，他因为骑自行车到厂里取电影票而被出租车撞倒，几天后才发现是粉碎性骨折;于鼎更是在1998年悄然离开。现存的元老们如苏秀、赵慎之都以高龄赋闲在家;盖文源生活在福利院，当年的中生代曹雷、童自荣等人也先后离厂，香港出生的刘广宁回到了香港，被公认为最有希望接班邱岳峰的沈晓谦接手的却是父亲的工厂……
但是，那些陪伴了一两代人成长的，华丽的、醇厚的、清脆的、沧桑的声音，那些经由这些声音传达的无数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故事里承载的青春岁月和梦想，却是任谁都无法把它们从心中抹去。当无意间再翻看起，发现当年的记忆仿佛瞬间穿越几十年的距离，愈遥远，愈清晰。
苏秀
苏秀是上译厂仅存的的几位元老之一，1950年9月，苏秀加入了当时刚刚成立7个月的翻译片组--上译厂的前身。她配过《孤星血泪》里阴森森的哈威莎姆小姐，《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奥特波恩太太，《天书奇谭》里的老狐狸精，但真正奠定她地位的，还是她的导演身份。《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她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而颠峰之作恐怕是《虎口脱险》。
人民画报:现在年轻人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翻译后再配音也有很多损失原意的地方，翻译片还能存在吗?
苏秀:所谓的年轻人英文水平高了，这个绝对不是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具体的例子。我问过一些人，一个当时在美国待了18年，先是读研究生，然后在美国之音工作。他说看大片没问题，但是文艺片、有哲理的片子，还是不能完全看懂。另外一个人在英国20年，而且是做中英互译的翻译，他的回答也一样。你想，大学英语四级，怎么可能看得懂电影呢?
不错，翻译过来以后，影片的原意必然要损失。即使是小说，不受长短限制还可以加小注，也无法完全对应。翻译不能一字一句地翻，整部戏是什么感觉，你要抓住这个感觉去翻。比方说有一部戏，爸爸跟一个马上要演出的朋友说，打断你的腿。小女孩问:什么意思?爸爸说这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于是小女孩说，那我抠掉你眼珠子--她以为越严重越能表示鼓励。但是中国人听上去会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残酷啊?所以陈叙一就翻译成“你露一手”。小孩就问，什么叫露一手?爸爸就说，我让他好好干。小孩说，那你就再露一条腿。
损失有没有，我认为还是有的。但翻译成母语以后，我们对这个片子理解的要比损失的大得多。所以我认为译制片是需要的。什么时候有翻译小说，就应该有译制片。就算你懂英文，你还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吗?(把这个当成理由)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觉得目前译制片不景气的问题就在于质量太差。当年陈叙一说，你们不能满足于叫观众看懂故事，原片有的味道不能丢掉。但现在是连最起码的故事都让人看不懂。
我导了一部捷克的片子，赵慎之配女主角。她的台词只有三个字“雨停了”。结果陈叙一把我骂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个故事里，“雨停了”意味着女主角跟她的情人没有可能性了，也就是这一次的聚会可能就是永别了。他说，赵慎之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就是表面的意思，没有把人物的心理给传达出来。还数落我:演员说成这样，你为什么要通过?你自个儿懂了没有?
这不光是敬业的态度，还有积累。任何一个艺术工作都必须有想象力。配杀人犯不能真去杀个人啊，还是要靠观察和想象。观察和想象怎么来?要看书本，看电影，看话剧，甚至听音乐会，背诗词。艺术都是触类旁通的。好像现在也没有人这样要求年轻人了。
人民画报:当年老厂长是怎样控制影片质量的?
苏秀:我们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可能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们有一个弥补的办法。比如你翻译的本子，等到了对口型的时候，让另一个人来做编辑。这样你就会很努力，否则你的错误就都暴露在他面前了;他也要很努力，因为导演提问的时候是问他。等于这个本子最后是个集体的东西。结果就是你也提高了，他也提高了，导演也提高了。这叫初对，是我们厂的独创。
导演要讲戏，不能讲故事。比如要说《简·爱》，你不能把简·爱的故事讲一遍。应该讲罗切斯特为什么会那么粗暴，为什么简·爱还会爱上他。因为简·爱觉得罗切斯特先生很信赖她。失火了，只有简·爱知道是怎么回事，受伤的人也是由她来照顾。所以她感觉到罗切斯特先生对她平等相待。陈叙一还鼓励演员自由提问。如果导演讲不上来，大家还可以议论，演员也可以七嘴八舌地讲。
我们每部戏排完了有个鉴定，全厂一块看。看了以后谁都可以说这个戏的哪里不好。然后把不好的补掉。讨论的过程当然也就提高了。所以我们有集体的力量在保证。我就说我自己吧，我当年完全没学过表演，也是在工作当中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童自荣
你可能不熟悉童自荣这个名字，但你绝对能轻易地辨认出他的声音，哪怕是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配角。1973年1月，怀揣着12年的梦想，将近30岁的童自荣终于踏进了上译厂的大门，并把生命中接下来的30年留在了这个让他留恋的集体。他就是佐罗，是《天鹅湖》、《水晶鞋与玫瑰花》和《海的女儿》里的王子，是《孤星血泪》里的匹普，还是《少林寺》里的觉远和尚，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里的“头儿”……
人民画报:当时是怎么走上配音这条道路的?
童自荣:那是高中时候，看到这些老前辈的名字出现在说明书上，还没看到戏呢，就已经热血沸腾、心跳加速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很痴迷。最崇拜的就是邱岳峰老师。邱老师的《白夜》，描写的是一个梦想者追求失败的过程，我特别喜欢，看了两三次。从那时候开始，就下决心当一名配音演员。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拘谨，到厂里工作以后，紧张这个“恶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困扰着我。脑子里经常一片空白，口干舌燥的，不容易进戏。因此我跑了5年龙套。因为我一直都很痴迷，名啊利啊，角色大小，我都不在乎。只要在这个厂里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怕一辈子在这儿跑龙套也没关系。也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反而积累了经验，逐渐适应了话筒前的生活。
5年以后，老厂长看我差不多了，给我安排了第一个主要角色--科幻片《未来世界》里的记者。然后我就开始接连不断地配主要角色，但可能到我的成名作《佐罗》才比较成熟，这已经是1979年底的事了。主要角色30年里差不多配了300多左右，加上为电视剧的配音，有上千部作品了。
那个时候观众需求那么旺盛，看译制片、听配音，几乎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麻将啊，卡拉OK啊，盗版碟啊，那时候都还没出现呢。另外就是老厂长以身作则，埋头一心一意地就要把业务搞好，也要求我们演员下功夫，把角色塑造好。为了一个角色，我们什么都可以不在乎，根本就没想过成名或者一夜暴富。
也就是从塑造角色的过程当中，从这种创造性的劳动当中，我们获得了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那是无价之宝。
人民画报:您经历过配音业的辉煌，也经历过低谷，有什么感受和经验?
童自荣:跟以前对比，(感觉)非常失落。以前的环境、艺术气氛，现在没有了。那时候，没有译制工作的话大家坐下来就会探讨艺术，很直率地互相提意见，老的帮助年轻的。现在，大家是忙忙碌碌比较机械地在工作。
我们知道，现实是非常严峻的。现在的大环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再加上(上译厂)中年配音队伍的断层，就难上加难。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比如充分发挥苏秀老师、曹雷老师的经验，办一所配音学校，或者搞一个配音大赛去海选，去发现人才。另外，比演员还要重要的，是要发现和培育一些懂戏的导演和翻译。剧本是一剧之本，它的质量提高了，加上导演的素质提高了--懂戏，会挑选演员、指导演员，配音作品就会好。有了高质量的配音作品，上译厂才能站住，才能重新赢得观众的心。
现在已经有些人在宣扬了:谁要听配音，那都过时了;要看字幕，听原汁原味的对话。但是我想，总归有一部分人是喜欢配音艺术的。关键在于:你的质量要高!演员配戏的时候，只要你动情了，喜怒哀乐都发自内心的话，观众就会承认这个角色。现在有些片子搞得那么粗糙，人家还不如听原音。配得好的话，看电影也轻松，不用老看字幕;配得有味道的话，甚至能够超过原片。那是一种享受。
人民画报:关于上译厂的将来，您有什么建议?
童自荣:现在我们退休的还没有完全闲着，并不是剩下的只有回忆。实际上我们还坚守在这个阵地上。我们还想做出一些东西。但是配大量的角色这样的工作应该给他们年轻人。培养一支新的队伍，这不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最适合我们做的工作么?最具体的就是办一个配音学校，由我们厂里人出面，联合上海戏剧学院，教表演。配音实际上是在棚里面演戏啊。
我六十几岁还可以，但是我们有两个权威，苏秀老师80多岁了，曹雷老师身体又不太好。如果不抓紧，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而且由她们操办这个配音学校最合适不过了。我不大适合做老师，不过我可以尝试说一下我们的体会，出一把力，那是可以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下文。可能现在更主要的事情是落实经济，维持厂的生存。市场经济了，改制了，很多人要依靠自己来努力，不能依靠国家养着你了，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总觉得动作还是稍微慢了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蛮着急，蛮着急的。
现在都看原声片?
撰文 本刊记者 陈玉洁 摄影 本刊记者 段崴
现在的年轻人究竟还看不看译制片?记者采访了几位25-30岁的城市年轻人。
梁小姐，26岁:“老的经典还是很喜欢的，现在有些电视上放的片子，那些调调你听上去难道不想笑吗?”
陈小姐，25岁:“最近刚看的一部配音影片是《哈利·波特》5，主要想看画面，怕看字幕耽误功夫。”
欧阳先生，29岁:“以前有些非常经典，比如《茜茜公主》。但听来听去老是那几个声音，有点厌倦。近期听过《海底总动员》的明星配音，他们对角色的把握太差了;《指环王》倒都是正规军，不过说话太正统。”
虽然这个小调查谈不上全面，但它至少反映了一些声音。从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翻版组成立至今，译制片已经走过了近60年历程。在今天的中国，它已经走入死胡同了吗?
长春:风流云散
50岁的陆建艺生在长春，就长在长影厂的大院里。从小就喜欢在学校读报，后来在工厂的广播站播音的陆建艺最喜欢的就是语言艺术。他清楚地记得，1976年西沙之战的时候，他第一次去电台录了一首诗歌，名字叫《我们正在前进》。那时候还没有“稿费”一说，他把厚厚的4本评法批儒的书抱回了家。
1985年，他从吉林话剧团调入一直向往的长影，从此正式开始了一个配音演员的生涯。当年，在上译厂的竞争下，长影厂还是一力坚持，将给《罗马假日》配音的任务要了过来，而陆建艺也幸运地获得了格利高里·派克这个角色。从此，法国片《阴谋的代价》里的间谍，电视连续剧《直奉大战》里的冯玉祥……他先后诠释了上百个人物，同时也接拍了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当时的长影厂“非常火”，陆建艺每天也是忙得“不可开交”。译制片的各种奖项--吉林省的百花奖，政府最高奖华表奖，也接踵而来。
如今，当他在北京南二环路的一座录音棚里说起这些往事，脸上还是一片平静。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中国电影第一老厂就努力向企业转型，变成“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拍了一系列武打片，比如《武当》。90年代初，长影厂逐渐出现了滑坡。很多演员开始到外面去拍戏，跟单位签订合同，上缴劳务费即可。1997年，一次偶然的拍戏机会让陆建艺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就在上影厂转变为企业的同一年--2004年，陆建艺所在的长影也经历了一场“地震”式变革--买断工龄。“一开始感觉不太理解。”陆建艺点上一根烟，“干了30年，哗啦一下就买断了，回家了。”在从小受的教育是“为国家工作光荣”的这一代，要马上适应这个转变，很难。不过后来陆建艺想通了:“在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当中，总要损失掉一部分人的利益。赶上了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总抱怨，社会还在进步啊。”
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他转战北京，不只是他，当年的一大批人，导演、演员、摄影、照明……跟他一样，成了“北京客”，而且迅速地融入了新的圈子。其实当年陆建艺有机会去上译厂，然而上海是“商业城市”，他终究没去。
如今，刚刚踏进不惑之年的他依旧成绩斐然。《黑客帝国》、《加勒比海盗》、《雍正王朝》、《乔家大院》，还有《福娃奥运漫游记》……不过，面对长影集团迁往郊区的事实，他总是有点惋惜。“长影厂不该拆。现在老厂全拆了，开发成商品房了。长影代表着电影的历史啊，那是中国电影的摇篮。我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电影历史博物馆。其实北京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没有了，是中国电影集团了。”
上海:重整旗鼓
“有些厨师把这道菜叫‘鸳鸯’，浓情一刻品尝的浪漫佳肴……哦对不起，再来一遍，不是‘把这道菜’，是‘管这道菜’”，“导演，这里少字了，对不上口型。”在上译厂宽敞的录音棚里，正在录制的影片是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美味浓情》，陈叙一在世时就被着力培养的中生代力量--狄菲菲为她配音。透过墙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隔壁的录音师正在操作台前工作，电脑上的线条记录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对白。
“我们的设备现在是全亚洲最好的。投了三千万，混录棚像个大电影厅似的。”上译厂如今主持工作的副厂长刘风曾为加菲猫配音，在两年一届的译制片最高奖--华表奖中，上一届折桂的《翻译风波》和上上一届的《诺丁山》，都是由他和丁建华主配，乔榛导演。4年前，上译厂从永嘉路旧址迁到了虹桥路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的广播大厦。作为对迁出的补偿，三年前，这个现代化的录音棚就在文广大厦的一层建立起来。“前一段李连杰的《霍元甲》，李安的《色·戒》都是在这儿做的。以前大家反映译制片的声音都飘在外面，现在通过这套设备完全能融入到原片里，现场感就好了。”
在19楼的会议室，这个曾经从商并收益不菲的领导把上任刚刚一年多的设想一一详解。很明显，他有着更为灵活的策略--“把声音当作产品来运作”。
在他的规划里，除了一向作为“主打”的电影译配外，与电视台合作是要开拓的重要领域。除了给电影频道提供译制片，去年还推出了52期自制的节目《魅力人声》，访谈当年的上译“明星”们。今年的52期叫《寻找魅力人声》，类似选秀节目，上译厂要最终与12个人签约。
还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方向是网络。今年，上译厂开始跟《征途》合作，让游戏里的人物全都开口说话。“我们可以让游戏里的人物更活。而且以后会越来越生动，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利润也很高。”
动漫在声音行业发达的日本是支持这个行业的重头戏，而上译厂也把目光盯在了这个新产业上。据称，国内许多动漫基地都来寻求“声音指导”方面的合作。“动漫的制作过程中必须把声音做在前面，要听着声音再创造人物，国外老早就是这样了。”
还有抢摊广告配音市场，与国际公司合作灌录DVD，把声音版权还在自己手中、图像已经公版的老电影销售给音像制品公司或电视台，做“听电影”的CD并且在交通广播台播放，还有启用年轻人重新创意画面、“新瓶装旧酒”的FLASH，经典台词彩铃……
“我们是2006年初转变为企业的。以前是事业编制，由国家养着，每年都分配给译制片的活儿，这样市场越来越萎缩，明星也出不来。”刘风说，“现在我们创造这些东西的根据都是市场。市场要，我们才做。”
北京:各自为政
2007年7月16日，上映刚5天的美国大片《变形金刚》全国票房已经接近一亿元。这部陪伴一代年轻人童年的动画片，就是在北京配的音。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译制片基地刚成立时，长春和上海“二分天下”，长影厂译配苏联、朝鲜的影片更多些，上译厂则更侧重于欧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北京也正在包揽越来越多的配音活计，只是，北京没有一个有着老品牌的“基地”，配音演员也大多有着自己的主业: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的老师，话剧团演员，电影厂演员……
中央电视台二套《财富故事会》的主持人王凯就是其中一个。1997年考进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他，大二就开始配戏，到毕业已经小有名气。影视配音、广告配音、记录片解说，在广播台录播小说……在配音过程中，他被一个制片人看中，于是，中午12点30分打开电视，你就能看到一个穿着唐装的光头主持人，悠然地讲着“财富故事”。最近，王凯在新浪网上建立了博客，每天都上传一段自己朗诵的金庸武侠小说，也想借此把自己的博客变成一个“书场”。
作为有着8年从业经验的新生代力量，他对现实也有诸多无奈。“现在从制片方来讲，不管是国外引进大片还是国产电视剧录音，对后期配音这个环节已经是忽略得不能再忽略了。后期配音的支出在整个一部戏里可以忽略不计。”
他也清醒地面对将来，“跟原来相比，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原版片和配音版的人的比例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能看懂字幕的，都愿意去看原版;配音版面向的是喜欢看配音的，或者懒得去看字幕的人。中国人的英语还没有普及到这种程度，配音肯定不会消失，你自然有要去服务的一片人群。但是现在干什么都要求分众。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一部配得特别好，大家都来看配音版吧，这不现实。我觉得不一定总想着把黄金时代去唤回。大家只是做好当下，把每一个工作都做好，贴近在配的角色，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对得起你那份报酬，就行了。”
陆揆则是北京圈内为数不多的全职配音演员之一，被誉为目前中国最优秀的男配音演员之一。生长在北京的陆揆从小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后台长大，大一时被老师介绍到上译厂，而且得到了尚华、于鼎、王建新、刘广宁的指点。1990年从上戏毕业后，他拒绝了三家单位的邀请，回到北京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一个演员配音多了，听众多少会觉得有点厌倦，但认为“好演员至少要具备三条声带”的陆揆则经常会给人惊喜。他配过《指环王三部曲》里的阿拉贡和双重性格的小人儿格鲁姆，三部《加勒比海盗》里的杰克·斯派罗船长，《大电影之数百亿》里曾志伟饰演的炒房人，《康熙微服私访》里的太监三德子……
如今，他联合北京配音界的三个知名人物齐杰，徐小青，田波，成立了非盈利组织“京诚之声”，想把它做成北京配音界一个品牌。“一说到北京配音界，找谁啊?只能说找个人。我们现在做京诚之声的目的在于，尽量规范化。让人感觉到北京的配音是很正规的。首先我要求我的配音演员都是演员，要懂表演;另外班子建起来，生旦净末丑都有，大家配合的时间长了，录戏也比较默契。”
熟悉上译的陆揆并不十分赞同仍然沿用上译老一辈配音演员的“套路”。在他眼里，上海的配音是“以我为主”，任你角色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北京的特点是，我是一块胶泥，角色要求什么样的感觉，我就塑造成什么样子。
“以前没有那么多引进剧，大家认为外国人说话就是那样。我把这种方式叫做‘朗诵式配音’。不过它不可能被现在的观众所接受了。很多人都开始看大量的原声片，认为原声片听着舒服。怎样做到配音听上去也舒服呢?就要回到生活里来。我的分寸是，比同期声稍微修饰一点点，比以前录音的感觉放松一点点。很难找，我现在也是在摸索当中。也要改变配音演员的意识，从观众角度出发--不是我录成什么样观众就得接受什么样，而是观众想要什么样我们才去做。”
如今在迪斯尼做创作总监的张云明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办公室的故事》、《这里黎明静悄悄》、《春天的17个瞬间》的主配，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只有每周六晚上七点半新闻联播结束才放映译制片，以至于当时有朋友开玩笑地对他说，怎么全是你的声音啊，都听烦了。他不仅是《巴巴爸爸》里绕口令一样的“巴巴爸爸巴巴妈妈……”的诠释者，也曾给《西游记》里的唐僧配音。从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辞职后，张云明赴日本读研，专业是电影导演。毕业后在NHK(日本广播协会)工作的他在东京被迪斯尼公司录用，1996年回国后，从事的依然是配音和导演工作，除了迪斯尼公司的进口大片当仁不让地由他执导外，中影公司进口的其余大片有不少也成为他的力作。
对于译制片的未来，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现在是百花齐放嘛，不可能全部是译制片，也不可能全部字幕片或者原版片。我个人都愿意看原版片。但是，好的译制片我也愿意看啊。像以前那些经典的译制片比如《虎口脱险》，我肯定看译制片不看原片。原片我又看不懂，中文配得多好，多带劲啊。”
然而，在国内外的经历也让他对配音界的现状有更多感触。草台班子也可以跟正规军竞争，导致的结果是制作价格过低，产品质量不高;有些草台班子甚至一人兼任几个角色，粗制滥造;制片方对译制过程不重视，留给译制的时间和资金少得可怜，导致熟手形成一个圈子，新人很难得到锻炼;没有学校有专门的配音班，后继无人……
“在北京，配音这个行当太不规范了。完全一盘散沙。应该是有演员工会的，组织起来。我把这些情况讲给我的日本朋友听，他说，哦，日本30年前也是这样。一时半会是改善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早早晚晚肯定要走到这一步。要是真正良性循环的话，肯定会出优秀的作品。”
供稿《人民画报》(2007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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