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今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
1923年5月，时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收到了一封署名“钟英”的信，邀请他6月去广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罗章龙从北京坐火车到达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一位名叫“管东渠”的先生接待了他。
“钟英”是谁?“管东渠”先生又是谁?罗章龙参加的重要会议是什么?这一切都要从1923年的中国讲起。
钟英相邀:三大代表齐聚羊城
99年前的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大罢工在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失败，全国工人运动步入低谷。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共产党举步维艰，势单力孤。
面对敌强我弱的艰难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其他民主力量，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大会来明确方向、统一思想、建立战线。
当时孙中山在南方重建革命政权，广州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也可以合法地开展革命活动。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着手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机关广州办公旧址——春园(新河浦路24号)
和一大、二大相比，三大在广州相对宽松的形势下召开，算是一次半公开的会议。但是我党在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保密工作丝毫没有松懈过。
中央以“钟英”为化名，写信给各地党组织，通知各地“根据区内党员人数，大约十人选出一名代表，来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收到通知后，陆续动身从祖国各地秘密奔赴广州。
北方区的代表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分批、分时间、分路线动身。当时从北京到广州可谓路途遥远，旅程艰辛。于是就有了开头罗章龙辗转多地抵达广州的经过。抵达后，代表们还特意乔装成本地人的模样，混迹于人群之中，避免引人注意。
开天辟地:保密责任写进党章
当时广东区委受中央委托，承担了代表接待引导、食宿安排等许多筹备工作。广东区的粤语谐音“管东渠”，这也是广东区委的代号。大会的选址就是由“管东渠”一手操办的。
中共三大会址旧景
会址定在当时广州东山华侨聚集区的一处僻静之所。这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表面看上去又脏又旧，很久没人居住，因此很不显眼，起到了安全保密的作用。会场距离部分代表居住的春园不到200米，也便于代表安全参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是一次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会。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好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会议还开创了党的历史上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修订了党的章程，第一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通过了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等等。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第一章四条
特别是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了党的保密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新增“自请出党”一条，规定“收回党证”和“重要文件”，既完善了组织程序和制度，也提出了保密要求，明确了党员所在的基层组织要肩负起监督和落实执行保密纪律的责任。
同时，第二十六条写明了违反党的保密纪律应承担的责任，对“泄露本党秘密”的党员，“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开除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区执行委员会”。这些条款进一步丰富了党的保密规定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风云际会:《国际歌》从这里传唱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并据此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并被首次任命为中央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还担负起党的文件管理等职责。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党的文件。本党的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党的一切函件必须有委员长和中央秘书共同签字才能生效，这一举措，使得党的文件保密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在党内承担了十分重要的工作职责，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
油画《毛泽东在中共三大》
6月20日，全体代表齐聚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中共三大胜利闭幕。从此，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成为惯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雄壮嘹亮的歌声，激励着中国革命志士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中共三大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门，点燃了汇聚全国革命力量的火种，一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焰即将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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