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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学习中国

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

2014-03-19 15:13:31 《史学月刊》 郭正秋

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东北易职仅从原则上确立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执政地位。蒋介石当然不能满足于此,而是要尽快在东北建立健全蒋记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借此加强对东北的渗透、控制。张学良则要在南京政府统一之名下,尽可能保持东北的独立性。双方围绕着什么时间建党和如何建党、由谁来建党等问题展开明争暗斗。对此,史学界未有论及,本文试对此作一粗浅评述,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教正。

在东北迅速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可谓蒋介石集团对东北渗透、控制堂而皇之的手段。早在东北易职谈判时,双方已初步达成协议。当时,张学良以“奉方人民未经训练”为由,提出“暂缓党部组织,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注:(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215页。)。蒋介石“毫无犹疑, 完全准办”(注:《国闻周报》第五卷,第29期。)。然而,蒋介石的承诺经不住时间的考验,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各地刚刚升起,蒋介石就迫不急待地开始了在东北各地建立国民党组织的活动。一方面以考察、指导、协办、帮办、督办等种种名义多次派要员赴东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政要周震麟、刘光、方本仁、张群、吴铁城、张继等都曾为建党问题先后来东北,有的还不止一次。另一方面函电、指令等如雪片一般不断飞向东北,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以期从速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1929 年1月3日,既东北易职的第五天,蒋介石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周震麟、 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等到沈阳,与张学良接洽组党问题(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6日。)。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沈鸿烈、何成浚、何应钦、方本仁、宁梦岩、王用宾、黄一欧、张宗海、周震麟等九人为东北党务指导委员,指示即日着手进行(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11日。)。1月30日,南京致电东北当局从速进行建党工作。31日, 派褚民谊、张群、何玉书等数人来沈指导党务。2月,方本仁来沈。4月以后又多次电达东北当局催促建党。6月, 国民党中央派来办党人员20 名在沈阳中央饭店组织临时办公处,从事建党工作。7月, 吴铁城到东北视察党务。同月,南京竟向东北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令,谓:“当此训政时期,党务进行必须彻底,无论何处, 省党部均须于7月内成立, 县党部亦须于9月内一律成立,并须将成立情形具报备查。 ”(注:《盛京时报》,1930年7月15日。)8月,张继东来也携有办党使命。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吴葆丰等来辽调查党务。12月,吴铁城再次来东北。中原大战后,为从速建党,吴铁城、方本仁又多次到东北。蒋介石利用一切机会催促张学良东北当局。1930年5月, 辽宁省教育厅长吴家象在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期间,蒋介石嘱其“注重东北党务教育,速即发展,以重党政”(注:《盛京时报》,1929年5月9日。)。反映出蒋介石的急不可耐。

既要从速建党,又要牢牢掌握建党大权,确保所建党组织为我所用,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打出所谓“民办”的建党原则的招牌,1929年1月26日,南京电示东北, 谓:“施行党治为国民政府采取之救国方针,在此方针下办党者,可以兼官,但组党初决计不可由现任官吏办党。”(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 )因为“以官吏组党为党义所无”,而应“由纯粹平民组织之”(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6日。)。随后, 方本仁也公开表示:“组党之事关系治国根本大计……党系负有指导官吏性质的,故办党最好不出官吏之手,以昭慎重。”(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30日。 )实际上这是在漂亮的言辞掩盖下与东北集团争夺建党领导权。易帜之初,张学良曾明令由原省议会组织省党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坚决反对,决定在“奉吉黑热四省,各设一党务指导委员会,于此四会之外,再设一东北党务总机关”(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 随后任命的9名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中,仅沈鸿烈一人属东北集团。 其后又任命了东北各省党务指导委员20人,张学良“保荐本省官吏士绅共七名”,“竟一未照准”(注:《盛京时报》,1929年2月19日。)。 由于张学良的坚决反对,南京将这20人“一律撤回”(注: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页。),又重新任命了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29名, 虽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东北政要列入,但国民党中央方面仍占大多数,东北依然反对。以后国民党中央又多次改派,直至1931年3月, 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最终成立。

面对蒋介石的急办、“民办”,张学良则以缓办、“官办”相对抗。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是强加给张学良一个“婆婆”,这是对东北当局的一个严重威胁,张学良虽无法公开反对,但却态度消极、百般拖延。1929年1月10日, 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因共党时时将黑白混淆,故对党务,不得不慎重从事,且目下党纪太坏,每有人利用党的活动,以压迫小民。”(注: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 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3月,蒋桂战争爆发,东北趁此提出:“桂系完全肃清,时局底定后,东北党务再实行着手。”(注:《盛京时报》,1929年4月27日。)随后,中东路事件发生, 东北又要求“暂将东北党务中止进行,以免乱徒乘隙摇动,危及治安”(注:《盛京时报》,1929年8月23日。)。中原大战期间, 张学良东北当局更将党务“暂趋停顿”(注:《东北年鉴》,1931年。),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派来东北接洽党务的人员也态度冷淡,甚至不予理睬。如刘不同曾数次来沈,要求见张学良,结果均被拒绝。

一方面拖延,另一方面公开提出“官办”主张,与南京争夺建党领导权。易帜后东北便以慎重为由,向南京提出:“各级党部由官来组织之。”(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6日。)其后, 始终坚持其主张,直到中原大战后仍要求“由地方文武官长兼任指委”(注:《盛京时报》,1930年12月11日。)。事实上早在易帜前东北当局就力图掌握东北建党权,1928年12月28日,东北当局仔细研究后决定:“明日同时成立党务筹备处,以资抵制”南京(注: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8,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第5页。 )。“所有东北党务指导筹备事宜均由该处妥慎办理,指导委员亦由该处向中央接洽任命。”(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1日。)同时发出训令,指出:“在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人员未经中央明令发表以先,各地方如有自由组党情事发生,应予禁止。”(注:《奉天公报》,1928年12月30日,第6004号,存辽宁省档案馆,第201号。 )易帜的当天再次发出布告,谓:“关于各党部组织进行应由筹备处与中央接洽,将三省指导委员会人员正式委任宣布成立,然后以次成立省党部,再以次成立市县党部,区各党部,此中程序分明,不容紊乱,凡未经筹备处接洽妥协正式通知,无论何人暨假用何种名义私行组党者均应严予禁止。”(注:《奉天公报》,1928年12月31日,第6006号,存辽宁省档案馆,第201号。)易帜后,东北即决定“就省议会组织省党部, 议员任指导委员”(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5日。),由于南京的反对而取消,但又提出中央任命党务指导委员,“须经东北同意再为发表”(注:《盛京时报》,1929年2月1日。),“对南京任命的各省党务指导委员20人,东北当局不予承认,要求重新任命,在随后南京任命的29人中,东北又剔除了5人,即杨致焕、马亮、韩清沦、单成议、 刘不同(注:《东北党务工作辑要》,(台)《东北文献》,第17卷,第1期, 第24页。),这样,使南京四次更改党务指导委员,最后,在由谁建党的问题上东北当局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意味着什么,蒋张心照不宣,双方既针锋相对,又相互妥协,历时2年零4个月,终以南京方面做出较大妥协,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党部得以建立。1931年3月26日, 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张学良、朱光沐、彭济群、邢士廉、康明震、汤国桢、李绍沅为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张作相、熙洽、韩介生、林常胜、石九龄、顾耕野、陈士赢为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万福麟、王秉钧、王宪章、吕醒夫、吴焕章、杨梦周、潘景武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汤玉麟、李元箸、于明洲、谭文彬、张骧涛、卞宗孟、盖允恭为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张景惠、徐箴、周天放、臧启芳、邹尚友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在整理党务期间,代行执行委员会职权,其任务如下:“甲,办理全省党员总考查,及总训练等事宜。乙,选派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及各独立区党务指导委员。丙,筹开全省代表大会,及成立正式省党部。”(注:《东北年鉴》,1931年。)可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是建立各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在上述各指导委员中,东北和南京的委员数额虽相差无几,但东北集团把持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权,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分任辽、吉、黑、热、哈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集团终将东北的建党领导权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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