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张天翼(左)与契萌摄于南京

今天提起契萌这个名字，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她原是张天翼的第一任妻子。

我和他俩相识于七十年前。那时，抗战爆发不久，我考入长沙的民国学院，选修了中文系张天翼老师的文艺习作课。他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位恩师，后来还和我结为忘年之交。

从情投意合到恩断义绝

契萌是张天翼介绍给我的第一位文友。他俩是我见到的第一对文坛伉俪。张天翼比契萌大十岁，政治思想比契萌成熟，契萌很尊重他，他也很欣赏契萌的才华。契萌那时已在长沙的进步报纸《观察日报》当编辑。

那时候，他们在长沙市区的牛头洲租赁了一间农家小屋，土墙、泥地，家徒四壁。张天翼写作时，四邻的农村孩子爬到桌上抢他的笔。契萌性格开朗、乐观，小屋里经常响彻她银铃般的笑声。我与契萌年龄相近，常去她家作客，我们处得跟亲姐妹一样。

1945年抗战结束前，我在重庆工作，契萌突然来访，说她和张天翼分手了。我责备她不该在这样的时候离开张天翼。她说这几年他们在湘西日子过得很艰苦，她已经竭尽全力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现在她自己也病倒了，没有力量再照顾张天翼了，只得把他送到文艺家协会，交给组织，她自己到亲戚家养病……她说来说去，我根本听不进。1948年，我又得到消息说，张天翼辗转去了四川农村，住在一个读者家里养病，生活困苦，举目无亲。我马上去信邀他来上海养病。

张天翼到上海后，住在我家。解放后复出工作，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和沈承宽结婚。“文革”中，他备受折磨，“四人帮”粉碎后，本想重新提笔写作，却不幸病倒，瘫痪失语，于1985年病逝。

契萌的申诉

1986年是张天翼的80岁诞辰，我主动给契萌写了封信。她回信说:自从1945年她和张天翼分手，一直被朋友们误解，责怪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张天翼。从那以后，她就和文艺界的人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个黑锅她一直背了40多年，心里的委屈始终没有机会申诉，她相信，我了解情况后是能理解她的。

那时，张天翼和契萌困居在湘西的崇山之中，民国学院无法维持被迫解散以后，他们不得不借住在农村学生家中。来自读者和学生的捐款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契萌认为捐款是冲着作家张天翼来的，她何德何能，怎好从中分一杯羹。张天翼说:你是我的妻子，捐给我的钱你当然能用。契萌想出去工作，挣点钱维持生活。张天翼则说:你去工作了，谁来照顾我?张天翼要契萌把她酝酿已久的反映湘西妇女生活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拿到稿费也能维持生活。契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无心写作。张天翼就责备她浪费天才，没有出息。契萌说我就是写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出版。张天翼说:你是我的妻子，这点面子还是有的。这句话伤了契萌的自尊心。事实上，张天翼的很多朋友甚至连地下党的领导人都说契萌的任务就是照顾张天翼。

契萌对这种说法一直抱有反感，她认为在照顾张天翼之外，她还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可张天翼却要求她既是妻子，又是秘书、护士、保姆。契萌除了这四项任务之外，还不得不考虑明天从哪弄米下锅，维持生活的开支从哪里来。于是张天翼又责备她庸俗。这样无休无止的争论形成了一个怪圈。他俩被这个怪圈牢牢地套住，削弱了理智，消蚀了感情。尽管如此，契萌还是苦苦支撑了3年，守着身患重病的张天翼。

后来他们又怎么分手了呢?张天翼从一个广受读者爱戴的知名作家落到如此地步，而且患上了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肺结核，心情自然不好。契萌承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无从化解，抑郁成疾。双方都感到分手是必然的了。

两种性格冲突造成的悲剧

契萌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具有自强、自立、自尊的性格，而张天翼出身于清末的书香门第，是从旧营垒里破茧而出的进步作家，身上难免还留有某些大男子主义的残余。他俩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只不过张天翼已是享有盛名的文坛骄子，而契萌还是个初涉文坛的新秀。两人性格的差异和地位的悬殊，不可能不发生碰撞。再加上抗战时期特殊的处境和张天翼所患的严重疾病，这种碰撞就更难避免。那时，他们周围又没有一个能进行调解的朋友。他们的分手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不愿评说他们两人谁是谁非，我只能说:这既是特定时代的悲剧，也是两种性格冲突造成的悲剧。(欧阳文彬《文汇报》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