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高原草原生态恶化诸因素分析
樊永贞
内蒙古高原的草原生态环境，是大自然对草原人民的恩赐，是千百年来北方草原各民族赖以生存的条件。北朝民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对这个草原的真实写照。这个草原的生态环境是广袤无垠、生物众多的，也是极其脆弱、急需保护的。自清朝以来，随着对大青山原始森林的大面积砍伐，随着清末垦荒政策的实施和汉民向草地的涌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增加，内蒙古高原的动物、植物生态，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破坏，草场出现了退化、沙化，一些动物的种群和数量明显下降，有的甚至灭绝。归纳起来，导致生态恶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朝年间大肆砍伐大青山原始森林，造成原始植被中的水蒸汽蒸发减少，水循环的原有局面被打破，导致阴山脉地区干旱少雨
现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面的大青山，古人称之为青山。之所以称之为“青山”，是因为它的上面长满了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郁郁葱葱，青绿一片。《夷俗记》记载，北元时期的大青山，“千里郁苍，蕨草惟夭，蕨木为乔……彼中松柏连报……材木不可胜用矣。”说山上成材的松柏，连绵千里，取之不尽。然而，清雍正年间(1723-1735)，统治者开放边内商民，到大青山采伐木材到内地贩卖。据《朔平府志》记载，清统治者准予杀虎口关每年向木材商贩发放“特许在大青山采伐木材”的照票(采伐证)一百张，仅毕克齐一地，就有木材“商贾百余家”，大量的木材被贩运至长城以南出售。
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归化城(现呼和浩特市)东北建绥远城。当时清国建威将军王昌给清廷工部的咨文中说:建绥远城的“工程用木，于大青山采伐足够。”“计有房一万二、三千间，需用大小木三十余万根。”十一月底，清廷又令把因建绥远城而在穆纳山(现乌拉山)采伐的二十余万根木材“饬交杀虎口监督，俟来年冰化之后，运至塞内作价”出售入官。在绥远城建成后，大青山就变成了一座秃山。当年曾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说:“绥远城工峻，大青山林尽”，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1] 如果当年没有对阴山山脉原始森林的大肆砍伐，如今内蒙古地区的气候就不会如此干燥少雨，连年干旱。
二、清末推行“移民实边”“开荒放垦”政策，大量草场变农田，导致草原退化沙化
过去，内蒙古高原广袤的草原上，人烟稀少，植被生长茂盛。一些原始植被如针茅、锦鸡儿、羊草、百里香等，都是几千万年的进化、演化而形成的。这些美丽的植物，把草原装点的绿茵千里，姹紫嫣红，分外妖娆。清朝末期，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开荒放垦”的政策，在绥远、察哈尔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官办垦务，开垦蒙旗土地，用开垦蒙地所得收入，弥补财政不足。大量被开垦的土地由山西、河北的农民前来耕种。[2，3]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述地区的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形成局部的沙化区，地表水也逐年减少。
目前，为了改善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在内蒙古地区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在原来的耕地里人工种树、种草。但是，人工种植的植物寿命短，不耐旱，成活率低，虽然下了大本钱，收到的效果却很难长久维持。由于原有的植物种群无法得到恢复，一些次生的一年生植被如黄蒿、米蒿、灰菜、狗尾草、猪毛菜等，代替了原来的优势草种，草场退化问题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善。
三、大面积机械化耕作，致多年生灌木等植被严重破坏，加速了土地沙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内蒙古的一些丘陵和山区，生长着大量的多年生灌木--小叶锦鸡儿(俗称莲针)。春天，开着满山遍野的黄花;夏天，绿油油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到了秋天，枝杈上结满了豆角一样的籽荚，为野兔和一些鸟类提供了过冬的绝好食粮。莲针最大好处是耐旱，寿命长，能自行繁殖，有着防风固沙的特殊功效，这一点绝非其它植物可比。可惜的是，在60年代以后，我国发明了大型拖拉机，用它代替牛拉的步犁来耕地、开荒。其中的50型拖拉机，耕地深度可达50多厘米，可以把莲针从根部铲断。在解放了大批劳动力、大批耕牛的同时，也使大批的多年生莲针、羊草、针茅等植被，被成片成片地连根铲除。由此直接导致了土地的沙化，原始草地的荒漠化。
四、因生火需要而对野生的灌木丛进行乱砍乱伐，致使多年生的原始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建国初期，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大跃进”等冒进的做法，只追求生产，不考虑生态保护，加上60年代初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农牧民们的生活都比较困难，由于没有做饭、取暖用的燃料，人们就上山砍山柴、挖莲针，用来烧火做饭。那时城镇居民的生活也不富裕，冬天生火用的柴也要上山去砍。几十年的连续砍伐，把山上的山樱桃、山榆、沙棘、胡榛子等原始灌木砍伐殆尽。据记载，20世纪50年代，察右后旗锡勒乡的山区，还有好多的山杨、白桦、杜松、山樱桃、绣绒菊等原始森林，面积有近万亩[4]。现在当地已经很少看到这些灌木了。没有了它们，老天爷就夏天不下雨，冬天不下雪，春天刮黄风，导致气候异常，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五、外来人员自发无序的搂发菜、挖中药材，使脆弱的草原生态受到无情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甘肃、宁夏一带的农民，曾自发地、有组织地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等地集中搂发菜(地毛)、挖草药。他们多在春季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成百上千地集中前来。到了草地后，在野外搭建临时帐篷居住，寻找低洼处挖沙取水，或用塑料卡子带水在野外生火做饭，把草场糟蹋的一片狼藉。当地有关执法部门虽曾全力制止，但他们依仗人多，暴力抗法，屡禁不止。
另据《中国绿色时报》2006年4月报道，宁夏等地的农民常常趁农闲时前来阿拉善草原搂发菜，以赚外块。他们在草地上搭建临时帐篷，帐篷内堆放了许多粮油、土豆等生活用品，把大量的多年生灌木珍珠红沙柳被连根拔掉，当作做饭的柴火，地面被挖得凹凸不平，使脆弱的荒漠草原遭到了严重破坏。
六、牧民“分片定居”，终结了蒙古族四季移牧倒场的习惯，导致植被被牛羊过度踩踏，草场逐年退化
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的分田到户、分畜到户，导致养畜数量急剧增多，由于草场的载畜量加大，使草场不堪重负，是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就会清楚。在清朝年间，察哈尔地区是清朝的皇家牧场，不但为清廷提供数以万计的战马，还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奶制品和肉食。当时在察哈尔地区散养的马、牛、羊等牲畜，何止千万，但却并没有因养畜过多而使草原的生态恶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蒙古族牧民们实行的是四季轮牧，不在一个地点集中放牧，使草场得到了充分的休养，野生植被有生长繁殖、喘息恢复的机会。
畜牧业专家认为，养畜多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限制游牧、定居放牧、开荒种地、天旱无雨才是最主要的原因。[5]最近的例子就发生在2012年，这一年乌兰察布后山地区由于雨水好，山坡上、滩地里的小草生长的非常茂盛，牲畜虽然也吃，但根本吃不完。一位老牧民说:“养畜多了，不但不会对草场造成破坏，畜群的粪便还能为草场提供养分。关键是看你怎么养，是移牧倒场，还是定点放牧。”原来山前村后的野草都有一尺多高，现在由于定居生活、过度放牧，牛羊走出来的羊肠小道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光秃秃的山梁和沟渠。由于草场退化，植被低矮稀疏，生态环境才会持续恶化。
七、成立打狼队，放任私捕私猎行为，导致野生动物的种群和数量骤减，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
20世纪50至60年代，内蒙古地区的各村都成立过专门的打狼队，真枪实弹地在野外打狼，打狐狸、野兔、獾子等野生动物。一些年轻人还以每天捕猎多少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荣耀。人民公社、生产队也对这种集体捕猎行为大加鼓励，除提供专门的子弹外，还配备专门的骑马，为他们发放生活补贴，多记工分等。不但有集体的捕猎行动，农牧民私捕私猎的行为也十分普遍。那时还没有《动物保护法》，打猎活动无人管理。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划，合理的安排，只求捕猎的数量，曾一度导致内蒙古地区的野狼、狐狸、野猪、獾子等动物绝迹。
八、大规模的野外集体性灭鼠，使鼠类、鼠类的天敌和鸟类大批死亡
20世纪60至80年代，为了消除鼠疫疫源地，我国曾学习前苏联“灭鼠拨源”的经验，在内蒙古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灭鼠活动，在相同的时间内，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大量的氟乙酰胺、磷化锌、氯化苦等鼠药，洒在了草原、田间、沟壑之中，鼠类被大批大批的杀死。[6]与此同时，一些鼠类的天敌和鸟类也因为误食了鼠药而被一同灭绝。原来天上飞的老鹰不见了，田野中有很多的百灵鸟、山雀、鹌鹑等鸟类也不见了。田里的害虫因为没有了天敌，对庄稼和野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小草也长的不茂盛了，由此导致了草场的退化、沙化。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那些曾经满天飞舞的小鸟在数量上至今没有得到恢复，好多地方的老鹰、雕、黄鼠狼、刺猬、蛇等鼠类的天敌已经绝迹。[7]
九、人类活动打破了自然界的宁静和平衡，使野生动物受惊吓向人烟稀少的地方迁徙
发展工业，发展地方经济，对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GDP的增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大批上马，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正视。多少万年以来，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动物们，被开山采矿的大军、游山玩水的游客，扰乱了宁静的日子。隆隆的机器声，川流不息的重型汽车，滚滚的尘土，使的飞鸟、野兔等野生动物们受到惊吓而迁徙，这也是导致野生动物减少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愁吃穿了，开始大量地燃放烟花爆竹、燃放烟火，少则上千，多则上万元的花销。不但春节时天天要燃放，就是在平时的婚丧嫁娶、生日升学、开业庆典等活动中，也都要燃放爆竹。这对一些野生动物来说，无疑就像是经常发生战争一样，使得它们整天担惊受怕，不得安宁。一些胆小的动物就向人烟稀少的地方迁徙，使当地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据有经验的猎人讲，由于多年来对狼和狐狸的开枪猎杀，它们对火药味非常敏感，很远就能闻到并远远的躲开。
综上所述，导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原因既有政府决策层政策的错误导向，也有高层专家盲目采用国外经验造成的工作失误，还有老百姓因生计问题而麻木地、主动地对生态的无情破坏，更有在生活富裕后愚昧地追求感观愉悦、虚荣攀比而带来的人居环境污染和对动物的伤害。我们今天把这些对生态环境带来恶果的因素总结出来，就是想让人们引起警觉，引以为戒，记住这些沉痛的、难以挽回的教训，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保护美丽的内蒙古草原。
参考文献
[1]兀特日·额日德穆·巴雅尔，《北元史》，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68-569页。
[2]邢亦尘，《清末察哈尔垦政》，《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216页。
[3]李细珠，《清末新政时期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省之议》，《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202页。
[4]曹晋，《简析民国年间蒙民生产生活状况》，《察右后旗文史资料》，2007年第6辑，第187-191页。
[5]海山，《游牧经济“脆弱性”特点辨析:以锡林郭勒盟牧区为例》，《蒙古学集刊》，2008年第4期，第1-8页。
[6]王珍，任景和，《锡乌张地区联合防治鼠疫工作总结》，《锡乌张联合防治鼠疫资料汇编》，1989年，第1-8页。
[7]张文广，《用1081(氟乙酰胺)灭鼠对草原兽危害的初步观察》，《乌兰察布盟地方病资料汇编》，1983年，第100-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