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系家庭

周敦颐的世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高足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这样记载:“维周氏之先，自帝喾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后遂以为氏。汉兴，封周后于汝南，先生盖其后也。”周敦颐的弟子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称周敦颐为“汝南周茂叔”。度正之后的南宋理宗，追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周敦颐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在度正的说法是有所依据的。但是，周敦颐京应是周王室后裔。

后来，周敦颐的先祖从汝南迁徙青州，并在青州一带定居下来。隋朝末年，其先祖归仁公由青州迁居襄阳(今湖北襄阳)一带。周归仁三传至安时，生如鍉、如锡。如鍉为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登武进士，曾任广东曲江令，后升大理评事，征南大帅卫上将军，出知营道。如锡为安时次子，武德元年(618)进士，曾任广东高州刺史。后来，广西一带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朝廷任命他为征南大元帅水陆马步军都统，左金吾卫上将军，平定广西横、廉、白、贵等六州。太宗即位，任左骑常侍。贞观元年(627)，因事贬营道散参军，居宁远太阳洞(又称大阳洞)江口。五传至从远，始迁营道。而始迁营道的时间，大概在五代末或北宋初。

周敦颐的祖父周智强，为始迁营道的周从远之单传独子。周智强生了六个儿子，长子怀识，字孟衿，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至汀州上杭令;次子怀铎，字孟振;三子怀正，字孟方;四子怀成(即辅成，周敦颐的父亲)，字孟匡，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贺州桂岭令(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境内);五子怀辂，字孟殷;六子怀德，字孟尚。

周敦颐儿少时代的家庭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父亲周辅成(?-1032)，原名怀成，字孟匡。志清行纯，博学能文，初为黄岗(今湖北黄岗市)县尉。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后，升为桂岭县令。在桂岭任职一年多，便辞职归隐。

母亲郑氏(982-1037)，河南开封人，一说四川成都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郑氏的哥哥郑向是龙图阁学士，为饱学之士。郑氏先嫁卢郎中，并生有一子。卢郎中去世后，再嫁周辅成为继室。她与周辅成结婚的时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同父异母兄长周砺，为周辅成与元配唐氏所生。

同母异父兄长卢敦文，为郑氏与其前夫卢郎中所生。卢敦文随母下堂时，年龄还很小，估计在两三岁。当时，周辅成在黄岗任县尉，卢敦文随母在黄岗县署生活。周辅成任桂岭县令后，卢敦文则随母在桂岭县署生活。周辅成辞职回乡时，卢敦文还不到十岁，也只能随母在营道县楼田村生活。

姐姐周季淳，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女，生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长周敦颐五岁。季淳十七岁时出嫁，丈夫名叫陆若瑜，比季淳大两岁。但季淳出嫁一年多，就死于瘟疫。

弟弟敦贲，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子，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周敦颐小四岁。敦贲从小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但是，就在季淳死后的第三个月即十一月上旬，敦贲突然发病而死。

2、儿少时代

北宋推行以文立国方略，周敦颐的父亲又是进士出身，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周敦颐在故里一共生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周敦颐由儿少时期开始进入青年时期，由不谙世事、无忧无虑到粗知经史，并为以后在理学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十五年的成长历程中，周敦颐在故里留下了诸多传奇故事，其中尤其为人们所称道的传奇故事有三个:

第一个传奇故事，命名五星堆。

天禧五年(1021)重阳节，周辅成同几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阳。当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黄。特别是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起个名，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名最为合适。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小敦颐，看到大人们沉思的样子，就脱口而出，说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那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水星，北边的叫金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干脆就叫做“五星堆”。大人们听了，都觉得小敦颐讲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这五个土墩正式命名为“五星堆”，并作为楼田保的一景。

第二个传奇故事，少年立志。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勤于思考。遇到什么问题，喜欢寻根究底，不搞明白决不罢休。他会经常向父亲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什么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月亮为什么有盈亏圆缺，为什么会刮风下雨，地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于周敦颐提出的这些问题，周辅成总是不厌其烦，尽自己所知给予解答。当然，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周辅成是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辅成的知识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辅成也非常喜欢周敦颐的这一性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知识也不断地增长，学业大有进步。到十二三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子书》(即《四书》)和《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还能背诵得滚瓜烂熟。同时，周敦颐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于儿子的进步，周辅成心里感到很欣慰。为了弄清周敦颐的人生志趣，周辅成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观察。一次，周辅成在同周敦颐的交谈中，周辅成要儿子谈谈将来的志向。周敦颐说，自己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而是想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再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周敦颐的回答，在周辅成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周敦颐说自己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这在当时的一般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当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全国上下、官场内外，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周敦颐说不想做官，确实有违常理。特别是要把孔孟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非圣即贤。对此，周辅成在内心既非常震惊，又暗暗欣喜。震惊的是，儿子的志向实在太过于高远了，要实现这样高远的志向，谈何容易!欣喜的是，儿子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将来决非泛泛之辈。

第三个传奇故事，月岩悟道。

月岩位于都庞岭东麓，距周敦颐故居约七公里。岩洞内周围削壁千仞，白石璀莹。这个巨大的岩洞，还有东西两座洞门。最为奇特神秘的是，在这个岩洞内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变化。如果你从东洞门进，朝西洞门行走，往头上的洞口看去，开始只能见到一弯“残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镰刀、像小船，由缺而圆。到了岩洞中央，当顶便是一轮“皓月”，成为“望月”。继续往前走，这轮“皓月”又逐渐由圆而缺，最后又是蛾眉一弯，成为“上弦月”。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变化，使月岩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气也不胫而走。相传周敦颐十四岁时，曾筑室于月岩，在那里读书并在那里悟得“无极而太极”的道理，为其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汴京依舅

周敦颐十五岁那年，父亲周辅成去世，家庭顶梁柱轰然倒塌。这是对周敦颐的一个沉重打击，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个沉重打击。面对这突然变故，母亲郑氏决定携周敦颐北上汴京开封，投奔自己的兄长──龙图阁大学士郑向。郑向在北宋称得上一位显宦，做过三司户部判官、度支员外郎、为盐铁判官、两浙转运副使、兵部郎中、提点诸司库务官职。对于周敦颐来说，继父亲周辅成之后，舅舅郑向是抚养教育自己最为得力的人物，也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郑向十分喜欢周敦颐，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并用郑家子侄的辈份，并将周敦颐本来的名字周敦实改为周惇实。当周敦颐20岁生日时，郑向按传统为周敦颐举行了冠礼，并为周敦颐取字为茂叔。在周敦颐步入成年之际，郑向还为周敦颐安排婚事，娶了职方郎中陆参之女为妻，并于当年完婚，建立起小家庭。所有周辅成来不及考虑的事情，郑向都为周敦颐做好了。

就在周敦颐行冠礼这一年，即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郑向得到一次按叙例封荫子侄的机会。郑向没有将这一机会给自己的儿子，而是给了外甥周敦颐。这次封荫，周敦颐得到的职位是试将作监主薄。“将作监”则是主管祭器的机构。这一机构事闲权小，但因事关重大，仍然属于正式的国家机构序列。而试将作监主薄，即处于试用期的将作主薄，或者说将作监的试用主薄。得到试将作监主薄的职位，表明周敦颐从此开始了官场生活。

4、鹤林居丧

就在人们普遍认为周敦颐仕途顺利、前途光明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了。当周敦颐行完冠礼、办完婚礼、出任试将作监主薄后，舅舅郑向以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出任杭州知府。郑向上任不久，即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郑向是周敦颐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政治支柱。郑向去世后第二年，即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七月二十六日，周敦颐的母亲郑氏也因病去世。按当时规定，周敦颐要为母亲守孝三年。母亲郑氏生前嘱咐，死后要与舅舅郑向葬在一个地方。为此，周敦颐遵从母亲遗命，扶柩南下，千里迢迢从开封来到润州丹徒县，将母亲葬于舅舅郑向的墓侧。

周敦颐为母亲守孝期间，住在丹徒县的鹤林寺。可以说，这三年是周敦颐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并对周敦颐一生的仕途和学术都有着重要影响。在这里，他结识了僧寿涯、范仲淹、胡瑗等当时社会名流。

寿涯是鹤林寺的住持，又是一位高僧，而其真实身份却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周敦颐寄居鹤林寺，必然要同寿涯交往。寿涯也非常喜欢周敦颐这样的青年才俊。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二人从此密切交往，相互交流学术思想。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人认为周敦颐师从寿涯，并认为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源自寿涯，尽管这种观点并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范仲淹(989-1052)，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昊县(今属江苏)人。景佑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被贬为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潘阳县)刺史。第二年再徙润州。范仲淹与僧寿涯相识多年，彼此非常熟悉与了解。这时，周敦颐正在鹤林寺为母亲守丧。由于这个缘故，僧寿涯介绍周敦颐与范仲淹相识。此后，他们多次来往，周敦颐还经常向范仲淹请教学问之事。通过同范仲淹的交往，范仲淹的这种忧国忧民思想，在周敦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以后周敦颐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瑗(993-1059)，北宋初著名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周敦颐在鹤林寺为母亲守丧时，正好胡瑗也在润州。对于这样一位当时的学界泰斗，周敦颐当然不会放过请教的机会。在范仲淹的安排下，周敦颐终于同这位学界前辈相识了。周敦颐经常虚心向胡瑗请教，学到了不少东西，对其后来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5、初入江西

仁宗康定元年(1040)，周敦颐守孝期满，除去孝服，由吏部调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薄。周敦颐一生中曾四次进入江西，并终老江西。庆历元年(1041)正月，周敦颐到达分宁县。这是周敦颐第一次进入江西。在办完报到及交接手续后，周敦颐立即投入了职责范围的工作。周敦颐办事能力很强。他所办理的二十余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恰当，原告被告都心服口服，没有一件上诉的。特别是他办了一件久拖不决的疑案，一时名声大噪。当时，分宁县有一案件久拖不决。周敦颐接手这一案件后，“一讯立辨”。《修川志》载:“先生初事分宁，县有疑狱，久不决。先生至，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

不久，周敦颐被调往袁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事务。卢溪镇是宋初保留下来的少数镇之一，为袁州的直属镇。这一带商业繁荣，有着大量税收，因此朝廷在这里专设市征局，以加强市场管理与税赋的征收工作。周敦颐到卢溪镇以后，立即着手市征局的各项工作。由于工作相对比较轻松，因此周敦颐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讲学，即边理政边讲学。讲学，是汉代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周敦颐当时已经二十五六，学术思想小有名气。他讲学的具体情况如何?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

庆历四年(1044)，通过吏部考察，周敦颐被认定有才能、有政绩、黎民百姓反映好，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军，在宋代是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南安军等同下州，辖南康(今江西南康县)、大庾(今江西大余)、上犹(今江西上犹)三县，治所在今江西大余。参军是知州的佐官，有录事、户曹、司法、司理之分。周敦颐任司理参军，属于直接办案的官员。在南安，周敦颐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第一件事，顶撞自己的顶头上司王逵。王逵是南安军转运使，即南安的行政长官。当时，南安监狱有一保囚犯，法不当死。王逵欲将该囚犯问成死罪。同僚们也都认为这个案件是错判，但慑于王的霸道，谁也不敢提意见。于是，周敦挺身而出，反对将这个囚犯判处死刑。然而，王逵根本听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马上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连同自己的任命书及印信，一起呈交王逵，并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感悟，囚不得死。毕竟王逵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官员。最后听从了周敦颐的意见，将这个囚犯由死刑改判为流刑，即充军。同时，他亲自到周敦颐的寓所，退还周敦颐的辞职报告和任命书。从此以后，王逵对周敦颐更加信任，不仅向同事们夸赞周敦颐的贤能，而且还经学地向上级推荐周敦颐。

第二件事，收程颢、程颐为弟子。周敦颐为南安司理参军时，程珦于庆历六年(1046)春，以兴国县知县代理南安军(治所在今大余县)副职，也有的说是任南安通判。这程珦(1006—1090)，原名温，字君玉。任官后改名珦，改字伯温。洛阳(今属河南)人。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程珦出任兴国知县。当时，他带着年仅13岁的程颢、12岁的程颐一起到兴国赴任。由于在兴国颇有政绩，从而代理南安军，成为周敦颐的上司。在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程珦知道周敦颐确实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于是同周敦颐结为兄弟，并要求周敦颐收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与程颐为弟子。从此，周敦颐在处理公务之外，又多了一件大事，即兼任对程颢与程颐的教学。

程珦和周敦颐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的选择，都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正确选择，才有了程颢、程颐兄弟在学术界的横空出世，才有了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对于程珦的独具慧眼，朱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惟程太中独知之。这老子所见如此，宜其生两程子也。”

6、十年县令

庆历六年(1046)冬，周敦颐出任郴县县令。这是周敦颐步入官场后，第一次进入湖南。

郴县是一个古老之县，始置于秦代，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当时郴县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过去流传一首民谣这样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虐疾的俗称)。”周敦颐到郴县上任后，立即着手处理县里的政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郴县的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改善。在此基础上，他决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审理官司转变到办学育人上来。为此，他把县里的开明绅士、富商大贾和文人学士请到县衙来座谈，请大家献计献策，取得了大家对举办学校的支持。于是，周敦颐与县教谕趁热打铁，马上选择地址，做好准备，抓紧开工。学校的地址选在鱼绛山东北的大土岗上。这年七月底，学校顺利完工。周敦颐带人验收，很是满意，并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修学记，》记述这次修学义举。同年八月，这所学校正式开学。

周敦颐任郴县县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感人至深的事，京师他为知州李初平讲学，并在李初平去世后“经纪其家”。李初平是武官出身，以战功升为知州。郴县是郴州首县，为州府所在地。县学在鱼绛山建成后，来学校读书的人很多。周敦颐在公务之余，也经常抽空来学校讲学。每当他来讲学时，郴县及其他县的文人学子都闻风而至，整个学校座无虚席。李初平也经常来听周敦颐讲学。为了不惊动别人，他就悄悄地坐在后面听讲。这时的周敦颐，其学术思想已经成熟，讲学深入浅出，头头是道。他那渊博的知识，高贵的气质和风趣的语言，深受大家欢迎。李初平在听了周敦颐几次讲学后，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就是想拜周敦颐为师，系统学习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当他向周敦颐提出这一要求时，周敦颐非常感动。但周敦颐明确地对李初平说:“公老无及矣!”另一方面，周敦颐也明确表示，“某请为公言之”，即可以为李初平做一些辅导与指导。为此，他同李初平共同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教学过程中，周敦颐与李初平之间，建立起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与友谊。双方已经没有了无形的上下级之间的墙，而只有相互之间的信任与支持。然而，毕竟李初平的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正当他想继续学下去的时候，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李初平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去世时依然两袖清风，连办理丧事的钱都不够。他的儿子尚且年幼，他的夫人既悲痛又发愁。为此，李夫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周敦颐来到州衙，将李初平的后事全部承担下来，并且还亲自护送李初平的灵柩回老家安葬。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此后，周敦颐“往来经纪其家，始终不懈。”正因为如此，周敦颐的道德情操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赞赏。诗人黄庭坚(1045-1105)在《濂溪诗并序》中说:“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皇佑二年(1050)，周敦颐改任桂阳县令。桂阳县是一个四等县。而周敦颐原来任职的郴县是二等县，而且是郴州的首府。然而周敦颐并没有计较。在接到改任的通知书后，他就辞别同僚，前去桂阳县上任。这桂阳县，即今之湖南郴州汝城县，地处偏僻，经济更加落后。周敦颐到桂阳后，正值这里瘟疫大流行。他一方面立即组织人员遍访良医，寻找良方，制备良药。然后，将这些救命药物，迅速发到疫区患者手中，从而活人无数。另一方面，组织乡里做好疫区隔离工作，防止疫情的蔓延扩大。通过全县总动员，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在疫病防治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又深入穷乡僻壤访贫问苦，劝农兴学，洗冤泽物。同时，他还沿袭在郴县时的做法，在桂阳兴教办学，并经常为当地的文人士子讲学，以此来推进教化，转变社会风气。这样，经过几年治理，桂阳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呈现出政治清明、百业兴旺、民风纯朴、文风鼎盛的局面。为了纪念这位有德县令，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这里的士绅在周敦颐当年讲学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祠庙，对他进行祭祀，终年香火不断。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对这座祠庙进行扩建，并改名濂溪书院。扩建后的濂溪书院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全县文人士子十分向往的神圣之地。

由于周敦颐有郴、桂两县政绩显著，当道诸公交相推荐。在任桂阳县令的第三年，即皇佑五年(1053)，周敦颐获得了一个大理寺丞的京官衔头。至和元年(1054)，周敦颐由桂阳县令改知洪州南昌。由于南昌属一等县，又是洪州的首府，加上周敦颐又有了京官衔头，因此他出知南昌县，实际上也是一次提拔，最起码可以说是重用。出知南昌县，是周敦颐生平第二次踏进江西的土地。在知南昌期间，周敦颐结识了两位终生好友，一位是潘兴嗣，一位是任大中。潘兴嗣，字退之，新建(今江西新建)人，考取过进士，曾任德化县尉。为人生就一副傲骨。任大中，星子县(今江西星子县)人，也是进士出身，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一直隐居在家。这样两位愤世疾俗的人士，按理说是不愿意再入官场，也不愿同官场人物打交道的。然而事出意外，他们这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主动来到南昌县衙，递上名刺(即现在的名片)，求见周敦颐。为了表示诚意，周敦颐亲自到县衙大门外去迎接他们，二人非常感动。寒喧客套一番后，周敦颐把二人迎进客厅。通过交谈，周敦颐感到潘兴嗣与任大中都是博学多才，风流倜傥，不媚世俗的君子。潘兴嗣与任大中也感到周敦颐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官员与学者。就这样，他们心心相通，无话不谈，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亲密无间。

周敦颐知南昌期间，不仅以勤政爱民闻名于世，更重要的是他为政清廉，在县衙官员中和全县百姓中树立起崇高威望。一次，周敦颐病倒了，而且病情来势凶猛，一天内曾多次昏迷。潘兴嗣闻讯后，立即赶来看望周敦颐。见周敦颐病情非常严重，害怕他一病不起。于是与周敦颐的随从周通商量，一方面延医治病，一方面做好准备，以防不测。在寓所检查周敦颐的物品时，只有一只半旧的木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些书籍和几件衣服外，存的钱只有几十文，即几十个铜板。一个当了七八年知县的人，竟然寒酸到如此地步，确实让人不敢想象。在场的县衙属员、周敦颐的好友，都不约而同地说道:“真是一个廉洁的官员!”这次偶发事件，充分展现了周敦颐人品官德的高尚。周敦颐在官员百姓与文人士子中享有崇高威望，就是因为他的廉洁与自律。后来，潘兴嗣将这次事件写入了周敦颐《墓志铭》。他这样写道:“在南昌时，得暴疾，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服，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任大中也多次写诗，高度赞扬周敦颐为官清廉。

7、签判合州

嘉佑元年(1056)秋，亦即周敦颐任南昌知县的第三年，吏部以太子中舍签书的头衔，将周敦颐调任合州代理判官。判官属“幕职官”，即州守的幕僚，其全称是“签署判官厅公事”。在接到吏部任命通知后，周敦颐立即同新来的南昌知县办理移交手续，然后准备启程。他签署合州判官的消息也不迳而走。同僚们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同时送来各种礼品。周敦颐一面对大家的祝贺表示感谢，一面拒绝收受礼品。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周敦颐只好把送来的礼器先收下，然后贴上纸条，写明为谁所送，交由过去的心腹衙役保管，在他走后退还给大家。为了不惊动当地官员和百姓，周敦颐决定在天未亮之前就离开南昌。周敦颐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与庐陵人蒋概、洪崖人彭德纯包了一艘船，准备由水路沿长江西行前往合州。同年十一月初，周敦颐到达合州。十一月十日，周敦颐开始正式办公。是年底，周敦颐转殿中丞，赐五品服。

撰《彭推官诗序》。周敦颐在袁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时，经常听人吟诵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彭推官之诗。过了不久，又听说洪州分宁县知县彭思永，上任不到一个月，而其才气已经传至几百里的范围。而这个新知县彭思永，就是吉州彭推官的儿子。过了十五年，彭思永官至太傅、刑部郎中直史馆，出任益州路转运史。这时，周敦颐也以太子中舍签书的头衔，署合州军事判官厅公事，简称合州判官。他赴任合州判官时，由水路逆长江而上。在渝州(今重庆)温泉寺，周敦颐发现崖壁上刻有彭推官的诗作，于是命人将诗作抄录下来。益州路与潼川府路相邻。周敦颐到合川上任后，随即将抄录的彭推官诗作送给益州路转运使彭思永。彭思永接到周敦颐送来的抄件后，非常高兴，回信表示衷心感谢，并说要将这些诗作刻石，请周敦颐写个短序。于是，周敦颐写了一篇《彭推官诗序》，命人将彭推官的诗与自己所作之序一并刻石，放置在温泉寺。

结识少年才俊傅耆。周敦颐本身是一名旷世奇才，而且又是一位爱才之人。他在合州判官任上，主动结识少年俊杰傅耆，充分显示出他的爱才之心。傅耆，字伯成，遂宁人，不在合州的范围之内。对于这样的少年人才，周敦颐本来是可以不管的。即使有心去管，也有手伸得太长的嫌疑。然而，周敦颐就是周敦颐，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凡是他认准了的事，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他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与学术上的名望，主动给傅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努力读书，并希望他有机会到合州来共同切磋学问。对于傅耆而言，像周敦颐这样的州官与著名学者，亲自给自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名不见经传的小辈写信，实属天降之喜。在接到周敦颐的来信后，他反复拜读，非常感动。于是，他迅即给周敦颐复信。傅耆在信中充满感激与敬慕之情，并表示将前往合州求教。过了不久，傅耆告别父母，只身上路，来到合州拜谒周敦颐。周敦颐将傅耆在自己家中安置下来，以便切磋学问。傅耆对《四子》、《六经》中一些不懂或有疑点的地方，都一一提出来请教，周敦颐逐个进行解答。同时，还将自己学术思想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向傅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对此，傅耆越加佩服。就这样，傅耆在周敦颐的家中一住二十多天。这二十多天，除了切磋学问外，他们之间更是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这种深厚友谊，紧紧伴随了他们的整个人生。在个人努力与周敦颐精心指导下，傅耆的学业进展很快。嘉佑六年(1061)，傅耆进士及第。这时，周敦颐已经卸任合州判官，回京候任。得知傅耆考取进士的消息，周敦颐非常高兴。于是，周敦颐写下手谒，亲自前往祝贺。其手谒全文如下:“从表殿中丞、前合州从事周惇颐，专谒贺新恩先辈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谒。”然而，无论年龄、学问、资历，傅耆都在周敦颐之下。周敦颐之所以这样写手谒，无非就是为了尊重傅耆。傅耆见了周敦颐的手谒，急忙迎出门来，并行跪拜之礼，以谢周敦颐的教诲。

撰《养心亭说》。周敦颐在合州还收了一位弟子张宗范，并为张宗范写了一篇《养心亭记》。张宗范，合州城内人。其父进士，做过京官，因年老体弱，已经归养多年。归养以后，热心公益事业，非常受人尊敬，都尊称他为张大人。张大人早就听说周敦颐学问渊博，但无缘谋面。周敦颐任合州判官后，由于他是合州耆宿，曾去拜访过他。经交谈，他感到周敦颐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位有大学问之人。为此，他请求周敦颐将自己的儿子张宗范收为弟子。周敦颐见他情真意切，又见张宗范很有风度，读书的基础也很好，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要张宗范拜周敦颐为师。行过拜师礼后，周敦颐就将张宗范正式收为弟子，除了要张宗范参加听集体讲学外，每十天到张府去一次，专门为张宗范“开小灶”。张府是合州大户之一。周敦颐到张府辅导张宗范之余，也经常在张府内走一走看一看。张府中有一处小园林名“养园”，“养园”中有一座小亭，是去年才建成的。周敦颐称赞这座小亭子建得好。听到周敦颐的赞扬，张宗范趁机请周敦颐为亭子命名。于是，周敦颐就把这个亭子命名为“养心亭”写下了一篇传世名文《养心亭说》，这篇文章，一共只有139字。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点。其一，修养至圣的观点。此前，天纵至圣的观点普遍流行。圣人都是天生的，是上天派来教化众人的。周敦颐则颠覆了这一观点，认为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修养而成。不养心、不修养是成不了圣贤的。其二，寡欲至无欲的观点。周敦颐认为，修心养性的关键不能止于寡欲，而是最后要达到无欲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而是指私心杂念、利欲熏心、损人利己等。寡欲以至于无欲，是指去掉那些非正常的欲望。后世诸多学者对周敦颐寡欲以至无欲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就是因为曲解了周敦颐的原意。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将寡欲以至无欲的观点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使之走向反面。

合州续弦。周敦颐自从出任分宁县主薄后，一直没有带家眷。直到出任合州判官之际，才带原配夫人陆氏随署生活。陆氏来到合州的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寿。陆氏生周寿时，已经三十多岁，属于高龄产妇，产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在生周寿后不到一年，陆氏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嘉佑四年(1059)秋，亦即陆氏去世的第二年，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县)观察推官蒲宗孟慕名前来合州，专程拜访周敦颐。交谈之中，蒲宗孟得知周敦颐夫人去世经年，儿子尚在襁褓，生活、公务与学术研究都极为不便。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妹妹给周敦颐做继室。嘉佑五年(1060)春，周敦颐与蒲氏成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从此，周敦颐重新获得了家庭幸福，全心全意地投入公务与学术活动中。同时，蒲宗孟与周敦颐之间由朋友变为至亲，经常书信来往，相互切磋学问与唱和诗文。

嘉佑五年(1060)六月中旬，周敦颐收到吏部通知，“解除周敦颐署合州判官职务，回京师另候任用”。于是，周敦颐抓紧时间，办完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六月十九日，周敦颐离开合州，踏上回京师之路。他在合州工作近五年，在同僚与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有着崇高的声望。在他离开后，合州的文人学子和官宦士绅为周敦颐立祠纪念。

8、通判虔州

嘉佑五年(1060)六月十九日，周敦颐离开合州，一路东行北上，于八月初到达汴京。他向吏部报到后，就回驿官休息待命。在京候任期间，周敦颐获得了国子监博士的头衔。翌年三月下旬，吏部任命周敦颐为虔州通判。周敦颐时年四十五岁。

卜居庐山莲花峰下。周敦颐接到吏部任命通知后，随即整理行李，告别亲友，带头蒲氏、寿儿、周通启程赴任。他们一路风尘仆仆，于五月初到达江州。这也是周敦颐一生中第三次进入江西。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听说他赴任虔州通判，估计要经过江州，于是提前赶到江州等候。第二天一早，潘兴嗣就来到驿馆，与周敦颐见面。这江州的南部，就是闻名天下的风景区庐山。周敦颐见潘兴嗣来了，就要他陪着自己到处走走。在潘兴嗣陪同下，他们游览了五老峰、三叠泉等景点，当晚在牯岭住了下来。第二天，又畅游了仙人洞、大天池、龙首崖、乌龙潭、香炉山。这天晚上，周敦颐一行住在东林寺。住持法号常聪，与周敦颐当年守丧时所居鹤林寺的住持寿涯相熟，有着渊博的佛学知识。当晚，周敦颐同常聪大师彻夜长谈。通过交谈，彼此都为对方的学识所折服，都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第三天早斋后，周敦颐一行辞别常聪大师，并朝着他指引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山来。

当周敦颐一行下山后，来到一处芳草地。这里地势突见开阔。草地前面横着一条小溪，流水淙淙，清澈晶莹。溪边杨柳低垂，迎风飘荡。这时，周敦颐远观莲花峰，近观芳草地，感到这里山青水秀好风光，是一个可以安家落户之地。于是，他心中形成了一个想法，就在这里建几间房，买几亩田，作为自己安度晚年的地方。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潘兴嗣和周通支持。

从犯忌到挚友。虔州是宋代的一个大郡，首府在今江西赣州，下辖十县。这里的社会情况历来比较复杂，素称难治之地。而对于周敦颐来说，最难处理的是他同顶头上司、知州赵抃之间的关系。

赵抃(?-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今浙江衢州)人。景佑年间(1034-1038)进士。任殿中侍御史时，“弹劾不避权贵，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与包拯齐名，是有宋一代难得的好官。这赵抃对周敦颐早就有所了解，而且在他心中留下了负面印象。周敦颐任合州判官时，赵抃为梓州路(后来改为潼川府路)转运使。合州当时属梓州路管辖，周敦颐当然也是赵抃的下级。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赵抃有一个信条:“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赵抃到合州视察时，有人诬告周敦颐不务正业，喜欢清谈，沽名钓誉。甚至还有人诬告周敦颐有违法受贿行为。赵抃本来想拿周敦颐开刀，由于告密的人拿不出具体证据，只好当面训斥几句了事。但是，赵抃从此对周敦颐有了负面印象，将周敦颐列入“小人”行列。

由于有过这么一段相遇，周敦颐已经领教过赵抃的厉害。在吏部任命周敦颐为虔州通判时，赵抃已经先于周敦颐出任虔州知州。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好友就劝他要求吏部另派地方，以避开赵抃。但是，周敦颐没有这样做，他毅然前往虔州。赵抃对周敦颐的到来，态度不冷不热。但是，周敦颐从赵抃的态度中明显地看出，他没有将自己作为“小人”来对待。对此，周敦颐既感到欣慰，又不明究竟。原来，赵抃赴任时路过南昌。一些好友来看望他，谈起前南昌知县周敦颐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到虔州以后，他又陆续听到周敦颐在洪州分宁县、袁州卢溪镇、郴州郴县、桂阳县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周敦颐任袁州司里参军时顶撞自己的顶头上司王逵，任郴县县令时为知州李初平讲学并承办其丧事等情况，对赵抃触动很大。这样，他对自己过去的判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后来，赵抃收到吏部任命周敦颐为虔州通判的通知，决定对周敦颐好好地考察一番，看看情况到底如何。这就是在周敦颐报到时，他没有对周敦颐“临之甚威”的原因。

周敦颐就是这样，能够处变不乱，也能够宠辱不惊。他没有因赵抃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而沾沾自喜，仍然同在其他地方工作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办事果断干脆，与同僚融洽相处，很快在同僚和百姓中树立起良好声誉与形象。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赵抃终于确定周敦颐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是一个可堪大用的人。自然而然，他也就把周敦颐列入了君子的行列。赵抃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既然周敦颐是君子，他就放下架子，整理衣冠，带着家人，亲自来到周敦颐寓所，拉着他的手说:“几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

不打不相识。从此以后，赵抃居然同周敦颐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使虔州的工作迅速出现了新的局面。同时，赵抃同周敦颐的私交也不断加深。工作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游山玩水，诗词酬唱。然而，就在他们携手同建虔州时，赵抃被朝廷召回，充任侍御史知杂事。这让周敦颐在虔州失去了一位知己。从此以后，他们一个南留，一个北去，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一个观江南水阔，一个看北国风高，都在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发愤努力。特别是赵抃，心里一起舍不下周敦颐。他多次向朝廷推荐周敦颐，并在士大夫中宣传周敦颐的事迹。终其一生，赵抃都在关注和关心着周敦颐。

撰《爱莲说》。周敦颐在虔州还做了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就是写下了千古名篇《爱莲说》。嘉佑八年(1063)正月初七，周敦颐来到雩都县。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周敦颐邀雩都县令沈希颜及其客人王抟、正在雩都过春节的余杭县令钱拓，一起游风景名胜区罗岩。这次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是沈希颜。他们在罗崖饮酒赋诗，并题名刻石。沈希颜是周敦颐及其学术思想的铁杆“粉丝”，对周敦颐极其崇拜。为纪念这次聚会，沈希颜建濂溪阁于善山，并在山顶建高山仰止亭。同时，请周敦颐为濂溪阁撰文。同年五月，周敦颐写下《爱莲说》一文，寄送给沈希颜。沈希颜在收到周敦颐寄来的稿子后，与钱拓、王抟三人再次聚会，将周敦颐的《爱莲说》刻碑。《爱莲说》其文由沈希颜亲自书写，王抟篆额，钱拓上石。《爱莲说》是一篇文字清新、思想深刻的哲学小品。全文只有119字。但其主题深刻而博大，对人们为人、为官、追求思想价值的升华，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因此，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历久不衰，乃至被译成英文，在世界流传。特别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官宦士子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虔州大火。周敦颐的知交赵抃离开虔州后，虔州知州出缺，周敦颐就以通判名义主持全州的政务。就在人们普遍认为周敦颐有望升迁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治平元年(1064)冬，周敦颐下县巡查。虔州城里发生大火，烧毁民房千余间。发生这样重大的突发事件，作为主持虔州政务工作的长官，无论如何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样，不仅升职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还有可能受到革职或降级的处分。好在朝廷中有人了解他，特别是宰相韩琦与曾公亮极力为他辩护，因此免于革职处理，只是将他移调永州。

9、永邵行迹

赴永州途中。永州地处湘南，与周敦颐的家乡道州相邻。自虔州至永州，本来有便利捷径可走，即从虔州直接过郴州，再到永州，一个月内即可到达。然而周敦颐没有选择近道，而是绕道上任。他于治平二年(1065)初离开虔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后，与朋友游庐山，在自己的濂溪书堂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同年十二月间过武昌，直到第二年才到达永州。这样一个月左右的路程，周敦颐为什么走了将近一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调整心态。当时，周敦颐是一位有着良好声誉的官员，又是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学者，本来有望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此次虔州大火，虽然朝廷没有将他革职查办，只是移判永州，但毕竟对周敦颐打击很大，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适应。其二，不愿移判永州。这种不愿意，不是对朝廷将自己平职调动有意见，而是不愿意到永州去。永州与道州相邻，永州首府所在地零陵县与道州首府所在地营道县，相距只有一百多里。移判永州，对于周敦颐来说，也就多了一层心理负担，担心有可能遭到永州官民对自己的冷嘲热讽。然而移判永州已属朋友关照、朝廷恩宠，他不好也不愿主动提出改任其他地方。因此，尽量拖延上任的时间，以期朝廷将他改调其他地方任职。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敦颐的心情非常矛盾。在去不去永州赴任的问题上，他反复思考，犹豫不决。朝廷曾几次催促周敦颐赴永州上任，他都没有启程。朝廷虽然对此有些看法，但考虑到周敦颐的一贯表现，并没有对周敦颐严加责备以至撤职。这年十一月，朝廷祭天地于圜丘，周敦颐得到了一次京官名号的升迁，由虞部员外郎升为比部员外郎。这可以说是朝廷对周敦颐的特别恩宠，自己再拖下去就没有道理了。促使周敦颐最后下决心的，还是赵抃给周敦颐的来信。当时，赵抃正任成都知府。听说周敦颐因虔州失火对调永州，一方面对周敦颐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为周敦颐久久不去赴任而担心。于是，他给周敦颐寄来信和诗，寄托他对周敦颐的思念与鼓励，但更多的是催促周敦颐尽快去永州赴任。

在朝廷的催促和赵抃的鼓励下，周敦颐将濂溪书堂交付给人看管，终于重新走上了到永州赴任之路。他们乘船溯长江而上，于十二月下旬到达夏口(今武昌)。周敦颐同家人一起在夏口过年。直到过了元宵，周敦颐才继续上路，前往永州。

拒绝“乡关故旧”的求官之请。治平三年(1066)二月上旬，周敦颐到达永州。这里虽然没有 “沙头候吏瞻旗角，境上乡人待马蹄”的热烈场面，但尚书都官郎中知军州事陈藻章对周敦颐的到职非常高兴。他要周敦颐安顿好家眷，便接收移交，开署办公。

永州与道州相邻。周敦颐任永州通判的消息，早已传到故里。故里父老乡亲，都想前来看望周敦颐。最先到永州看望周敦颐的，是其同父异母兄长周砺之子仲章。闲谈中，仲章对周敦颐说，叔叔现在身为永州通判，家里一些堂兄堂弟都想请您高抬贵手，给他们一官半职。听到这里，周敦颐心想，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他严肃地表示，决不能这样做，并要仲章回去多做解释工作。仲章住了几天后，要返回营道。为了堵住乡亲的求官求职欲望，周敦颐除了送一些银两布匹给仲章外，还特地写了一首《任所寄乡关故旧》:“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他要仲章将这首诗带回去，让叔侄兄弟们传阅，以此来堵住乡关故旧的求官之请。诗中“官清赢得梦魂安”句，同《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句一样，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句。

撰《拙赋》。周敦颐通判永州期间，还写了一篇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拙赋并序》: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这篇赋只有40字，加上序25字，总共65字，可以称得上一篇超级短文。但这篇短文，却是体现周敦颐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具有辩证思维特点。周敦颐所奉行和向往的是“上下安顺，风清弊绝”的和谐景象。他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要崇拙而去巧，颂拙而耻巧，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局面。由于这篇短文意义重大，后人为纪念周敦颐，在永州通判厅的后面建立“拙堂”，将《拙赋》刻于堂中石碑之上。

故里展墓。周敦颐到永州上任后，一直盘算着到故里去看一看，并写信告知二十六叔等人，自己将于“来春归乡，即遂拜侍”。翌年，即治平四年(1067)，周敦颐不失前约，率夫人蒲氏、儿子寿与焘及周通，于三月一日起程回营道老家。周敦颐此次回营道故里，除了为父亲扫墓，探望叔伯兄弟及亲朋好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自己的家产，使父亲之墓今后有人长期看护。为此，他在动身回营道故里之前，就通过办理永州官方文书的形式，正式将这些田产永久性地交给周兴，其条件就是代为祭扫祖坟。周敦颐回营道老家期间，在乡人进士蒋瓘、举人区有邻、欧阳丽、理椽陈赓及庠生何宗道的陪同下，游览了道州城南四里的含晖洞。周敦颐在洞内一块岩石上题写了“治平四年三月六日，周惇颐与乡人蒋瓘、区有邻、欧阳丽、陈赓、何宗道同游此岩”三十一字。

“往权邵守”。周敦颐在故里办完事以后，带着家人及自营道返永州。这时，周敦颐代理邵州知州的通知已经传到永州。为此，新任永州知州鞠拯带领州衙与零陵县令等人，到澹山(今零陵区富家桥镇)迎接周敦颐，并同游澹山岩。回到永州后，周敦颐按吏部通知，以永州通判身份“往权邵守”，即去邵州代理知州。

邵州全称邵州邵阳郡，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市。南宋宝庆元年(1225)，改称宝庆府。周敦颐代知州时，邵州辖邵阳、武冈二县，崇宁时98861户、218160人。他在邵州任职时间不长，约为一年。任职期间，最值得赞誉是的迁建州学。

周敦颐历来重视教育。在他从政几十年来，每到一处，都把办学作为重要事项。他到邵州后，第一件事就是视察州学。当时，这州学在牙城中，房屋低矮，地面潮湿，垃圾成堆。州学的左边是监狱，犯人的脚镣手铐声、狱卒的责骂声，令人胆颤心惊。右边是仓库，堆积着粮食与杂物，到处乱七八糟。看到这种情况，周敦颐痛心疾首，下决心迁建州学。于是，他带领州衙的人实地考察，并认真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将州学选址在邵水东岸。这里邵水澄澈，逶迤南来，北合于资水，地势开阔，树林翳蓊，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是一处理想的办学之地。州学建成后，一边将原来的师生迁来，一边招收新生。次年正月初三，周敦颐率州衙官员、文人学士、开明绅士与民众代表，到新建的州学举行“释菜礼”。“释菜”又称“舍菜”，意思是不穿华丽衣服，仅以瓜果香茶等素食作祭品，祭祀至圣先师孔子。这是古代入学礼师的一种仪式。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

10、岭南岁月

吕公著力荐周敦颐。邵州历史上也是荆湖一带的难治之地。州学建成开学后，周敦颐尽管公务繁忙，仍然经常抽出时间到这里讲学。一天，周敦颐正在州衙批阅文件，忽闻钦差大臣宣周敦颐接旨，原来是宣布自己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

周敦颐这次升迁，得力于赵抃与吕公著的推荐。当时，赵抃已由成都路府召回中书。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县)人，是北宋初期宰相吕夷简之子，曾通判颖州。英宗时封为龙图公学士。神宗时，召为翰林学士。赵抃与吕公著关系密切，经常在他面前谈及周敦颐的为人、为官与为学，认为人才难得，可堪重用。因此，周敦颐在吕公著心目中留下了良好印象。鉴于周敦颐在永、邵二州的政绩，吏部拟升任周敦颐为郴州知州。但是，赵、吕二人觉得知州不足以尽用周敦颐之才，于是在神宗面前交向荐举。特别是吕公著，专门写了一道奏章保举周敦颐。其奏章全文如下:

臣伏见尚书驾部员外郎、通判永州军事周敦颐，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

临莅，皆有治声。臣今保举，堪充刑狱钱谷繁难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

已脏，臣甘当同罪。其人与臣不是亲戚，谨具状闻，伏候敕旨。

神宗接到吕公著的保举奏章后，改任周敦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

广东行迹。路在宋代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省。广南东路即后来的广东省。周敦颐在永州办完移交手续后，随即赴任广南东路判官。周敦颐向转运使报到后，安排好家属，便着手接收移交。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路的钱粮，办好转运漕输事宜，以备朝廷随时调用。过了春节，即神宗熙宁二年(1069)正月，人们都还沉浸在节日欢乐之中，周敦颐就下到各府州县了解情况，查看下面的存粮存款与账薄上的数字是否相符，仓库里的粮食是否保存完好、有无霉变情况。他与周通经常冒着风雨，行走在山间和海边的羊肠小道上。当时，一些海边与山区县，既无办公署衙，也没有提供食宿的驿馆，他们只得到老百姓家里借宿。这一年，他的踪迹遍及广南大地。

积极推行新法。就在周敦颐尽职尽责发行通判之职时，朝廷内部正在酝酿变法。新即位的神宗皇帝，感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改”，决心“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希望通过改革，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曾经上过《万言书》、力主改革的王安石擢为参政知事，开始对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改革，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次年，又拜王安石为宰相，主持改革，陆续公布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法。在这种新形势下，周敦颐认为新法切中时弊。于是，他下到府州县调查核实粮款时，大力宣传解释，积极推行新法。经吏部考核，周敦颐于熙宁三年(1070)转为虞部员外郎，提升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

智斗“杜万石”。周敦颐领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期间，所办的最为突出的事，就是禁止了官员垄断端溪砚石的开采，也就是处理所谓“杜万石”事件。端州，隋开皇九年(589)置。以境内端溪得名，治所在高要(今广东肇庆)。端州盛产优质砚石，由端州砚石制作而成的砚台称为端砚。端砚是有名的宝砚，与安徽的歙砚、甘肃的洮砚、山西的澄泥砚，号称中国四大名砚，而端砚居四大名砚之首。唐代诗人刘禹锡有“端州石砚人间重”的诗句。

由于端砚的珍贵，制作销售端砚就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当地百姓伐石制砚，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世世代代都是以雕刻端砚来维持生活。然而，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生产管理制度，滥采乱挖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官员，利用职权，纠工滥采，与民争利。时任端州知州杜咨，垄断整个砚石开采，而不允许民间开采。开采出来的砚石，全部归杜咨所有。工匠制作端砚，只能高价从杜咨那里购买砚石。雕刻好的端砚，又只能以低价卖给杜咨。而杜咨则以高价售卖端砚。这样，杜咨就垄断了整个砚石的开采、砚台的制作与销售，人称“杜万石”。端砚制作销售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落入了杜咨的个人腰包。依靠制作端砚的百姓，其生活来源受到挤压，有的甚至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当地百姓对杜咨恨之入骨。

宋熙宁四年(1071)，领提点刑狱事的周敦颐行部至端州。当地百姓将知州杜咨垄断端砚一事向周敦颐告状，要求彻查，还百姓公道与生路。周敦颐化装来到端溪调查，了解到砚民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他感到，端砚石料的开采问题由来已久。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源头上抓起，在治本上下功夫。于是，他重新研墨展纸，详陈历任知州包括现任知州杜咨在内，无不索取和强占端砚的开采，逼得砚民叫苦连天。为杜绝这项弊端，请朝廷下令:地方官不仅不能参与端砚石的开采，而且自取不得超过二枚。朝廷收到周敦颐的奏章后，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立即批示下来。杜咨这才无可奈何地将端砚的开采权归还于民。砚民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奔走相告。

11、终老江西

请调南康军。北宋时期，广南东路一带还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同时，这里的气候高温多雨，疾病多发，被称为瘴疠之乡。一般来说，内地人到这里，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里的气候。周敦颐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官员。从熙宁四年(1071)正月初九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后，更加“尽心职事，务在矜恕，以洗冤释物为己任，虽荒涯绝岛瘴疠之乡，皆必缓视徐按，不惮劳瘁，故深罪者俱无憾。”然而，这一带的气候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就在竭尽全力工作之际，这一年的八月初一，周敦颐病倒了。开始发寒，四肢冰冷，接着高烧，大汗淋漓，恶心呕吐，头昏脑胀。经过几天治疗，病情才见好转。

病情稍好后，周敦颐准备继续办理公务。就在这时，润州丹徒县一位朋友给周敦颐来信，告诉他母亲的墓庐遭水浸袭。这个消息，对周敦颐震动很大。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不能适应广东的气候，更有母亲墓庐被水浸袭，促使周敦颐决心离开广东。于是，横下一条心，向朝廷请求调任南康军知军。朝廷收到周敦颐的请调奏章后，考虑到周敦颐的实际情况，加上当时南康知军出缺，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南康军同周敦颐当年任职的南安军一样，为下州，北宋时属江南西路，南宋时属河南东路，是兼及庐山与鄱阳湖的名胜区。这里位于庐山南麓、鄱阳湖西岸，离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也不远。到了南康以后，周敦颐办理了接交手续，工作了很短一段同时间，就着手母亲迁坟事宜。他将母亲由润州(今江苏镇江)改葬德化县庐山清泉社三起山，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葬筑坟。具体地点在今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莲花乡东城村周家湾。

完成改葬母亲这件大事，周敦颐顿感身心轻松。想到自己从政三十一年，现在已经是五十六岁的老人了，不觉顿生退意。于是，他随即向朝廷写下了请求因病退休的奏章。紧接着，便向南京分司交还南康军知军的印信，回到南康等待朝廷的批复。周敦颐是因病请求退休的。朝廷见到周敦颐的辞呈，不便强留，只得照准。朝廷的批文，在熙宁五年(1072)正月底才到达南康。周敦颐收到批文后，办好各项移交手续，安顿好随从周通，就回到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隐居生活。

周敦颐归隐濂溪书堂后，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他为官三十一年，先后四次进入江西，在江西的时间占了四成之多。江西人对他的为人、为官、为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敦颐归隐后，人们听说他居于庐山之麓的莲花峰下，很多人都前来要求他传道授业。这也正合周敦颐的心意。于是，他与当地饱学之士共同担负起教学责任。除此以外，他仍然以大部分精力与时间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或者与朋友往来，倘佯山水之间。有时，他也经常参加一些诸如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他的这段最为得意的生活，在他《濂溪书堂诗》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圣哲其往。周敦颐归隐莲花峰下濂溪书堂，其目的是为了颐养天年。然而，老天爷却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本来，他在广南东路提刑任上那场之后，一直没有全面康复。加上为母亲迁葬，到“南京分司”上交南康军的印信，搬家等，没有好好休息，身体每况愈下。归隐之后，虽然心情愉快，但因年已将老，又不太注意营养，还要传道授业，到熙宁六年(1073)五月底，周敦颐病倒了。同年六月初七，黑云压住庐山，笼罩大地，一代圣哲周敦颐起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享年五十七岁。

就在周敦颐去世当天中午，一位钦差快马跑来，在濂溪书堂门前下马，大喊快快接旨。蒲氏携二子跪地接旨，是朝廷要周敦颐即来京师候旨听用。钦差见蒲氏与二子孝服在身，问明原委，也深为震惊，只好回京复命。为什么周敦颐归隐之后，还有圣旨召用?原来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时任成都知府赵抃，听说周敦颐提前归隐，感到殊为可惜，于是奏请再次起用。皇帝看了赵抃的奏章，立即照准。再次起用的圣旨虽然迟来一步，但钦差临堂，也算是好友赵抃与朝廷为周敦颐送上最后一程。

周敦颐去世后，蒲氏与儿子周寿、周焘遵照周敦颐生前的嘱咐，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的棺椁埋葬在他母亲仙居县郑太君的墓侧──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从此，母子二人相依相伴，长眠于苍松翠柏之间。同时，周寿、周焘请父亲生前好友潘兴嗣作《周敦颐墓志铭》，请舅父蒲宗孟作《周敦颐墓碣铭》。二人在铭中，实事求是地盛赞了周敦颐的人品、官德、学问与业绩，特别是保存了诸多真实史料，为后世研究周敦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后裔繁衍。成为湘赣浙一带庞大的周氏宗族，其中有着诸多名人，如明清时期的朝廷大臣周希圣、周崇傅，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著名文学家鲁迅(周树人)等。

周敦颐的长子周寿，字季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于合州，缙云县君陆氏所出。元丰五年(1082)黄裳榜登第，初仕吉州司户，改秀州知录，终司封郎中。曾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码友善。黄庭坚称周寿“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言语文章，发明妙慧。生有六子，从官居吴中。其后裔繁衍于江浙与江西一带。

周敦颐的次子周焘，字通老，一字次元，第百二，生于虔州，德清县君蒲氏所出。初授司法。元佑三年(1088)，李长宁榜登第，为贵池令，迁两浙转运使，知成都府，终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赠宣奉大夫。苏轼知杭州时，与周焘同官，亲如兄弟，唱酬诗甚多，著有《爱莲堂诗文集》。人称“茂叔有子，良不诬也”。周焘生有三子，居于道州。其后裔迁居湖南、浙江、江西等地。其中迁徙浙江的一支成为周恩来、鲁迅(周树人)的远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