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谈女权运动:自由是用惨烈的抗争浴血得来

■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谈《女性的奥秘》、《第二性》与女权运动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专攻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女性文学研究，著有《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等。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该片讲述1950年代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无名痛”。

1963年出版的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它“点燃了当代女权运动，并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纽约时报》)，它吹响向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挑战的号角，同时使其作者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成为1960年代晚期女性解放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1980年代就读过这本书，这是她继波伏娃《第二性》之后，阅读的第二本女性主义著作。对于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女性的奥秘》，戴锦华说，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中描述的美国郊区生活家庭主妇的“无名痛”，“这本书具体针对着郊区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白人女性面临的社会性问题。”她认为现在的中国女性也开始面临做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的选择，以及这种“无名痛”。

把女性问题上升到文化和精神心理层面

东方早报:谈到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浪潮的时候，有的说法是波伏娃《第二性》起到推动作用，有的说是《女性的奥秘》。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两本书的区别在哪里?

戴锦华:我觉得，简单地说，最表面的区别就是法国跟美国的区别。波伏娃的《第二性》更注重对哲学命题的追问，是对性别哲学的追问。我现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波伏娃发现了社会性别的存在。比如说，她认为性别是后天建成的，是一种文化规范。

而《女性的奥秘》面对的是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学意义上女性和她们所面临的社会性困境。贝蒂对女性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了文化和精神心理的层面。我当时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描述的美国这种所谓郊区别墅生活，也就是郊区生活家庭主妇的“无名痛”。

按照社会规范和标准，这些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但她们陷于焦虑、困惑，有某些生理和心理的症状，这些东西是无以名状的。所以这本书具体针对的是郊区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白人女性面临的社会性问题。

当年我读《女性的奥秘》时，我对美国还一无所知，对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也一无所知，但还是会被书中这种“无名痛”触动。我自己在对女性的观察当中，很多女性的痛苦好像都是“无名痛”，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没有文化可以呈现。

东方早报:《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跟所谓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到底有什么联系?

戴锦华:没有那么直接的联系。

我更倾向于这样表达，这两本书和这两位作者是1960年代全球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两部著作在两种语境中，把女性问题从社会运动、争取女性权利的社会运动，延伸到了社会文化层面上。也就是开始有人去区隔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但在欧洲主要语言中，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字，只是侧重点开始发生变化。

女权运动简单说就是争取女性权利。所有对人权的描述，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其实都是男人的人权，而女权运动最突出的就是，“我们也是人，也要分享人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更多是社会、政治、法律等层面的一场社会运动和斗争。而1960年代以后，这种抗争在欧美世界全面爆发，之后，这两本著作把这个议题带到了文化和哲学的层面。她们追问，女性在没有自己文化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对性别的规定，以及性别规定本身的压抑性，这是有问题的。

这本书在当下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东方早报:《女性的奥秘》在50年前出版时，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戴锦华: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来说，女性的问题依然非常大。这里有个历史因素，首先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尤其美国参战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迫使女性走出家庭。但是战争结束，男性重回和平生活，又来了一次新社会动员，要求女性回归家庭。女性已经走出来了，现在又要回去，女性会遇到更大的困扰。

另外一个是整个战后的技术革命的影响。有一本著作谈到化纤产品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生活便利，比如洗衣服变得很容易。这些技术进步，使得家庭主妇生活得到某种改善。那么家庭劳动作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认为很多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的变化，都使得女性的文化议题、性别议题开始被强调出来。

东方早报:《女性的奥秘》对现在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意义在哪里?

戴锦华:一方面，我们要谈这本书的历史地位。白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运动提供精神能量，《女性的奥秘》就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勾勒的幸福图画，可能跟女性个人的生命经验是不吻合的，这样使得遭受各种心理问题甚至陷入疯狂的女人，第一次可能正视她们命和自我。这是《女性的奥秘》这本书的历史意义。而另外一个现实意义在于，中国社会在经济高度发展情况下，每个人确实是有更多选择，更多女性可以去选择做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

中国当年的双职工制度是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两个人都去工作才能养家，社会也需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劳动力，包括女性。现在这两种情况都已经改变了。妇女在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这本书就告诉你，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还是社会勾勒的一幅其实女性主体不在其中的图画。我相信，不是每个家庭主妇都有“无名痛”，但是，确实有些家庭主妇甚至很多家庭主妇遭受“无名痛”。如果工作是被迫选择，而家庭是自主选择，那你以后还会面临越来越多问题，包括自我、心理、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中国社会变化的前提下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1990年代开始，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在倒退和“反动”，整个世界有一个重新保守化的倾向。两天前，离我住的两条街道之外的地方，有人射杀一个男同性恋者，美国媒体说，这是十多年来，纽约再次发生这种仇恨性质的杀人。也在前几天，一位保守的学者在巴黎圣母院自杀，抗议法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信号。我们好像已经学会了要尊重他人的选择，但我们忘记，我们学会的东西，是整个社会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前提之下产生的。当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保守主义的时候，很多经过斗争而得来的自由还可能会失去。自由不是天然存在的，尤其是有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都是惨烈抗争换来的。

我觉得这本书的另一个现实意义就是，它提醒我们，我们以为经济富足带来的进步能够保证每一个人的幸福体验，但这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这个幸福体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之下，在真正了解社会生命的前提下才能得来。

大规模社会运动不再女性主义结合其他议题

东方早报:《女性的奥秘》与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什么关系?

戴锦华:美国1960年前期，民权运动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就整个1960年代来说，民权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三者是完全互相支持的。当年“进军华盛顿”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女权运动的人走在黑人行列里，妇女解放运动中也有大量民权运动者在支持。美国青年学生运动同时又是性解放运动，性与性别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东方早报:这二三十年来，全世界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都似乎比较沉寂，真的是这样吗?

戴锦华:换一个角度描述，大家都会非常重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这届大会非常骄傲地说，迫使联合国把女权问题纳入人权问题。这个成功之后，很多妇女运动和组织倡导一个主流化，比如同性恋结婚权利，政府机构设立妇女部门。这个问题始终有两个态度，一种认为这种社会制度化是社会进步，否则弱势群体会被打压。还有一种认为，这是在取消斗争性，只是想加入到主流社会中。这些运动一方面在深化，同时内部有很多矛盾和分歧。

东方早报:你能简单勾勒下整个女权运动的历史吗?

戴锦华:现在确实没有大的运动存在，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也就有了所谓女性运动第一浪潮、第二浪潮甚至第四浪潮之说。

在19世纪《简·爱》发表的年代，有女评论家认为，这个小女人发动了一场革命，比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因为法国大革命只影响一个国家，而《简·爱》影响了人类的一半。作为一种话语、现实政治抗争的女权运动，大概在19世纪后半叶才在欧洲出现。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全面争取女性社会平等的社会运动才出现。当时的斗争非常惨烈。这个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半叶。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到了20世纪后期，妇女才真正拥有了选举权、继承权等基本法权。所以争取女性权力的女权运动延续了100多年，很难说，这一浪潮已经真的过去了。

还有从1960年前后开始的“第二浪潮”，这其中有更多女性主义的著作产生，然后形成社会运动、学科和理论，再形成全球范围的女性意识。性别与种族等一起平等地成为基本社会议题。这是很重要的深入和变化，这一浪还没过去。

同样是在1960年代出现，但在世纪之交(20世纪与21世纪)的变化是，女性主义可以是深化也可以是分散化，开始和其他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和酷儿政治(倡导多元文化之下的一种政治倾向)，也就是女性主义同时和少数人、被放逐的边缘人、同性恋等议题结合起来;女性主义也和种族问题、族裔问题联系起来，这些议题既是对女性主义的深化也是对女性主义的批判。同时出现变化的是，人们开始用快乐政治取代悲情政治。以前所有女性都诉苦，而现在，我们开始说，如果你真的具有主体性，你的快乐和追求到底是怎么样的?与这个变化同时出现的是，身份政治。每个不同身份要求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些东西都是在互动中发生的，今天依然在延续，只是不再是大规模社会运动，但还是在推动立法的改变和空间的打开。

◎ 《女性的奥秘》与贝蒂·弗里丹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美国作家、记者、编辑。1921年生，美国老牌女子高校史密斯学院毕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硕士。她1954年休产假时被炒了鱿鱼，直接促使《女性的奥秘》的诞生。

《女性的奥秘》揭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美国妇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普遍存在于她们身上的“无名”的精神问题。作者对这一无名问题的原因--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所谓“女性的奥秘”: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女人完美的本性只存在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施加母爱之中;追求事业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会导致女子男性化，会对丈夫、家庭、孩子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进行分析和批判。

通过对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商界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的采访和分析，作者指出“女性的奥秘”的荒唐之处:它本质上要求女性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职业，而成为一名职业家庭主妇。

本书启发了美国妇女对于男权社会意识的质疑，挑战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性别文化;打破了社会把女性囿于“幸福家庭主妇”的神话，对安于现状、苦于困境的美国妇女发出呼喊，促使了新一代美国妇女的觉醒;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该书出版后，弗里丹于1966年顺势创立全国妇女组织，并于1970年在美国纽约发动了女性平等罢工。她一直在表明:“女人应该能够毫不羞愧地自问，‘我是谁，我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她如果想在丈夫孩子之外拥有属于自己的目标，不应觉得自私或神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