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1859年-1919年)字华甫，河北河间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1903年中央练兵处任军学司正使。后历任统制和第一军总统。辛亥革命时率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曾奉命率军进攻南京，镇压“二次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坐镇东南。袁世凯称帝后曾任命他为参谋总长，后来又让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他均未上任。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经过国会补选冯为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引发张勋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
冯国璋1885年冯国璋入淮军直字营当兵。6月，冯国璋成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步兵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893春，冯国璋入淮军聂士成军作幕僚，得到聂的器重。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随聂士成赴朝鲜及东北前线作战，战后他得到了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1895年4月，以军事随员身份随驻日使臣裕庚出使日本，留心考察军事，日积月累，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编成兵书数册。聂士成转呈袁世凯，被视为“鸿宝”，并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遂被委任为督操营务处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为他一手修定。与合肥段祺瑞、正定王士珍有北洋“陆军三杰”之称。
1899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同年，袁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璋也随军入鲁，并奉命改编原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
1901年袁由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和教练处，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将弁学堂、武师学堂及测绘学堂等。是年11月，升为补用知府并加盐运使用权衔。
1903年，冯于北京担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司长，亲手培养了一批具有浓厚北洋派系观念的军官，对北洋军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06年，冯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学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因此与满族亲贵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是他后来能控制、驾驭禁卫军的主要原因。从1907年至1911年，他一直任军咨使，并在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10月25日，清廷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总统，率部增援。冯在湖北按兵不动，有意拖延。清廷迫不得已，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出山后，冯国璋率军与革命军激战四夜，于1911年11月1日攻陷汉口，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值武昌一镇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从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
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
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他不愿失去地盘，故在江苏就职，仍兼江苏督军。
公开反帝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1915年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劝袁退位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1916年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意图取而代之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1916年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1916年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
此时北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派基本形成。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后，段持武力政策，坚持对南方用兵。冯想离京出逃，在蚌埠受阻，只得回京，让段祺瑞重当总理。
皖系政客在此时已建立“安福俱乐部”，策划新的总统选举。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职。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后，请冯国璋进京，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民国收入不稳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作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的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的时候入私塾就读，成绩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不久即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发现，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聂士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个老粗，他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八千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一万五千元的中交票(折合八千大洋左右)。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的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独叨异数”了。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段祺瑞没有参与冯国璋的家务事，但他后来也来吊唁，据冯国璋的子女回忆，段祺瑞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这说的大概是他们分别做总统和总理那时的事了。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1909 年冯国璋为 《冯氏家谱》重修作了序言，并规定今后冯氏家庭 以 “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 “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 “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 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