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工大海内外各校友会 哈工大海内外各位校友: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友总会沈痛宣告:我校1935年毕业生、百岁老人陈祖闛先生于2003年2月21日仙逝，我们怀著十分悲痛的心情，代表哈工大校友总会和在校全体师生员工，向陈老表示深切的悼念，并向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陈祖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铁路桥梁专家，曾跟随茅以升教授参加钱塘江大铁桥的修建，并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陈老先生一生成绩卓著。为祖国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友总会 2003年2月27日)
我校校友百岁老人陈祖闛先生于2003年2月21日在四川成都仙逝。其子女于3月5日发表《俯仰无愧的一生》纪念文章，现予以转发，以示悼念。(哈工大校友总会 2003年3月10日)
俯仰无愧的一生
我们的父亲陈祖闛出生于清朝光绪29(公元1904)年四川省开县西区洪僖寺的一个自耕农的家庭。那时的农民，身居穷乡僻壤，既无文化，又少见闻，极易受人欺侮;所以曾祖父陈德行考虑到列祖列宗要求培养文化人、不受人欺的强烈愿望，就决定把他认为比较聪慧的二儿子陈自天(即祖父)送到私塾去读书。祖父在私塾读了几年后又接着学习八股文，希望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可是他不但连连考场失意，而且在不到30岁时就因患眼病导致失明。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他不想以自己无用之身再加重家庭的负担，遂自杀而死。他死后三个月，我们的父亲才出生。父亲七岁那年，祖母也因病去世。从此父亲就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全靠曾祖父母抚养。我们的祖父自尽后，曾祖父又把他的两个小儿子(我们的四爷爷陈自靖、五爷爷陈自献)送出去读书。希望这两个儿子能改变陈家没有文化的处境。我父亲自小聪明、活泼，深得曾祖父母的疼爱，所以5岁时也被送到离家不远的简家舅公处启蒙识字，后来又到另外两个私塾去念了几年的《朱夫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等，课余就帮着家里割草、放牛、干农活。由于家里要供三个孩子上学，经济状况愈发拮据;但曾祖父一心要把孩子们培养成读书人，所以咬牙借债也不改变初衷。后来父亲又到离家四十里的临江寺一所新式小学去读书，进了这个小学后，他才知道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奇耻大辱。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作为战胜的一方，竟不能收回被战败国德国过去强占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巴黎和平会议上，列强反把它判归日本，让父亲愤恨不已。他当时立志要进军事学校，学得本领后打日本报仇雪耻。我们的四爷爷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成都铁道学堂，后又就读于北平交通部交通传习所铁道研究科。毕业后在北洋政府的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任技师。1919年，四爷爷出差成都，返程时将我父亲带到北平抚养，从此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道路。
父亲到了北平之后，四爷爷向他讲解“只有国家强盛了才能报国家之仇，雪民族之耻;而要增强国力，发展交通乃当务之急”的《交通救国论》。特别是他随四爷爷参加京张铁路詹天佑铜像揭幕典礼时，他看到平常总是趾高气扬的日本人也恭敬地在像前列队鞠躬，使他深受触动，坚定了献身铁路建设事业，报效祖国的决心。那时许多有志青年纷纷留法勤工俭学，四爷爷便叫父亲进了蔡元培等人所办的孔德学校学习法文。由于经济困难，后来又到京奉铁路丰台工务段一边当实习生，一边随四爷爷的好友杜镇远学习法文。不久,杜镇远被政府派到美国去学习，留法的道路也出现了阻碍;,四爷爷便让父亲转入励群学院补习文化课并改学英文。只有高小文化水平的父亲，经过三年多刻苦学习，终于在1923年同时考上了北平交通大学预科和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由于北平交通大学预科有个俄文班是免费的，而且毕业后可以免费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父亲为了减轻四爷爷的负担，便进了这个俄文班。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中俄合办的，师生中都有不少俄罗斯人，还有一些日本学生，中国学生很少。父亲在该校所享受的免费本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为将来接收东北地区的铁路主权(那时该地区的铁路主权属俄国)，需要懂俄语的工程技术人员做准备而设立的，在军阀混战、政府首脑频繁更换的情况下，公费不久就取消了;父亲不得不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好在那时的哈工大实行的是学分制，并不规定获取学分的年限;所以父亲得以用十年的时间，半工半读地完成了他在哈工大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习。在这期间，他先后在中东铁路卅六棚工人夜校教过算数;在中东铁路局商务处作过临时职员;还在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当过俄文翻译。后来又遭遇了四爷爷去世，留下寡妻幼子，连丧葬费都没有的困难。幸好四爷爷的生前友好们热心资助，才使老人得以入土。从那以后，他又挑起了供养四奶奶和小叔叔的担子。
父亲是一个富有爱国心，正义感极强，勇敢而果断的人，在他求学期间，他不但参加过北平学生要求“收复旅顺、大连”的游行示威，而且在哈尔滨发现日本“田中奏折”的抄件后，和哈工大的同学们凑钱将这个抄件印了几千份，寄到关内，揭露日本“先侵满蒙，后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学生抗议张作霖私自把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力给予日本的示威游行中，他还遭到过警察的殴打。1937年,父亲跟随四爷爷的同学、好友茅以升参加杭州钱塘江大桥的修建，父亲曾负责检验全桥所需材料的质量。那时修建这座桥梁是由中、外五个不同的公司来承包的，混凝土的供应由美籍荷兰人达瓦拉斯所代表的康益公司负责。一次，父亲在检查混凝土的时候，发现其中的河沙不符合合同所定标准，便找到达瓦拉斯要求他按合同取沙。可是康益公司的这个代理总工程师却傲慢地加以拒绝了，父亲就严肃地对他说:“河沙不合规格会影响混凝土的质量，你要是不肯更换河沙，我就要求下令马上停工”。达瓦拉斯却说:“停工?你敢?量你们的总工程师也不敢下令”。父亲被他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激怒了，马上到工地向工人们揭露了外商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工人听了怒不可遏，大家放下工具，工地停工了。达瓦拉斯没办法，只好接受父亲的要求。
父亲从1935年大学毕业入关之后，在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的的工程中，也曾负责正桥的4号桥墩的基础补充钻探和该墩气压沉箱的监察。他经常下到沉箱底部检查施工质量。有一次，他在沉箱内仔细检查时，竟忘记了箱内作业不得超过4小时的安全规定，呆了过长时间;一出沉箱就晕倒了，经过医院抢救才算脱离危险。1938到40年，父亲先后在湘桂铁路、叙昆铁路、綦江铁路上工作，他在綦江铁路担任选线工作时，把原来靠近长江的一段线路改为另一条更为合理的线路，后来在修建川黔铁路时，就采用了他改选的线路。1941年他在西北公路工务局张掖工务总段担任总段长时，每个月都要到他所管辖的各工区去查看工人工资是否按时发放，各路段的维修是否到位。他还主持了总段所辖山丹、张掖、临泽、高台四县境内的甘新公路的改善维修工程，解决了每到春季，路面翻浆冒泥的病害。在夏秋季节，公路所经的一些河流往往河水暴涨，淹没公路;他总是在接到消息后马上赶赴现场，带领工人进行紧急处理，因为这条公路是当时苏联援助我国抗日物资运送的唯一陆路通道，一时也不能中断。重庆解放后，父亲更是精神振奋，忘我地投入他所热爱的铁路建设工作中。父亲在工作和政治上，正如解放初期接管成渝铁路的军代表之一、老共产党员刘备耕同志所说:“陈祖闛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某些旧文人的陋习，而是一个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常常是自然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问题。当他被指定为职工代表之一参加我们对成渝铁路局的接管工作时，他不像有的‘勇敢份子’那样，总是汇报这个人有错误，那个人有问题;当我们向他了解情况时，他也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说明事实，评判别人的优缺点。在他担任资中工务段的段长时，正逢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对于上面下来的一些过左的指示，他虽不做反驳，但并不照它执行。他从不会为了获取领导的赏识而做违心的事，在工程技术问题上，他更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原则;对任何人也决不让步。”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父亲的这一特点:在成昆铁路建设中，关村坝隧道出口要修一段运输便道，由于地形的限制，修建十分困难。父亲经过实地勘测后建议修建一条700米的隧道通过。当时的工程局局长认为工程太大，不同意这样作。父亲则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若不把这段咽喉地段打通，必将影响全线的施工进展。经过反复论证，最后还是采取了父亲的建议。父亲也曾率领局内有关部门的同志到沿线作施工调查。当时他们发现施工图纸是基于数年前的旧图制定的，对青衣江两侧的河流及干沟上的桥跨设计得不够大，不利于山洪突发时的排洪，建议改大桥跨。但设计者只将其中一处改大，另一处则维持原样。铁路修成后，在一次山洪袭来时，改大的桥涵经受住了考验;而未改的那一个却被山洪冲毁了，只好返工重修。父亲出生于农家，干过农活，深知稼穑之艰难;所以在施工调查时，也很注意尽量少占或不占农用设施。比如有一次，他发现一段线路按设计要通过七个水塘，给当地农民用水造成极大不便。他立即根据他应有的权力，当场改变了这段线路的设计，使它只通过一个水塘和占据另一个水汤的边沿。他在成渝铁路资中工务段任段长时，主持该段的铁路改线工作。多次徒步勘察线路，对原来的方案作了重要的改动，缩短了2.3公里。原来的线路有许多桥涵靠沱江太近，路基易被冲刷，他又主持了靠岸改线的工作，对已经建成的桥涵孔径不足的都增加桥孔，避免了水流不畅的弊病。当时的工程项目，一般都沿袭解放前就有的包商承包制，在这种体制下，承包商往往不能按期完成承包项目，工程进展缓慢。父亲组织全段职工研究讨论，建议辞退承包商，自建工程队，并由各工务段统一管理、指挥。这一改革措施经过上级批准后，很快在局内外推广应用，对加快施工进度和后来的施工体制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52年，父亲调任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推广先进经验科的科长，后又任施工技术处的副处长，73年退休后，还在局科研室和规章制度改革办公室从事技术总结、制度编写、资料翻译等工作，直到1981年前后才真正退出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为来铁路局工作或考察的苏联专家当过翻译，协助局领导在局内开办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班，参与组织编写了《铁路新线施工手册》和《技术管理暂行办法》等等。在建设西南几大铁路如宝成、成昆等线时，父亲多在开工前组织施工调查组，徒步进行设计文件的审核;而且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被采纳后都使线路有较大的改进。在他工作期间，他很少休息星期日，平常也常把工作带回家中夜里加班。为此，党和人民也给了他极大的荣誉。父亲不但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1年还被被评选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1952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后来他又多次被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他已经退休并以84岁高龄入党之后，还获得过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给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在他90寿辰时，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党政工团专门为他设宴祝寿。父亲常常在家中对我们说:“新中国不但给了我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而且对我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所以我担任再苦再累的工作，也有使不完的劲儿。”
父亲出生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经历过北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艰难时期，特别是为了完成学业，屈辱地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占领的哈尔滨当了四年的亡国奴。这些经历，使他痛切地感受到政府无能、国力衰微给老百姓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所以他虽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在思索、在比较，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比如他在1946年就积极支持由自己抚养的小弟陈祖舜(后改名致生，是四爷爷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到解放区去工作。1948至49期间，他和母亲还在蒋家王朝的白色恐怖下，为受国民党政府通缉、追捕的黎明、向晓提供庇护所。父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进入成渝铁路局工作，而这个路局成立了40年却没铺下一根钢轨。临近重庆解放时，国民党政府拖欠公教人员的工资，这使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几乎无法生活下去。大女儿高中毕业以后，无法上大学，只能和母亲一样也去小学任教。因为父亲所属的成渝铁路局是直属伪中央政府的，长期拖欠工资;而母女俩任教的小学属于重庆市政府，每人每月还可发11块银元。这22块银元就是全家人赖以生活的全部收入。父亲通过自身的这些经历，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这个社会”的道理。所以他能在重庆解放后仅一周的时间内就答应了女儿和大儿子先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请求，自己也热情、积极地投入协助军代表接收成渝铁路局的工作。父亲为人光明磊落，正直坦诚，追求俯仰无愧的人生。所以解放后他就向组织上交代了旧社会中的一切经历，并和参军不久的女儿挑战:“看谁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对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管在建国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他也曾受到过怀疑、审查，甚至在“文革”期间一度被当成“三朝元老”(指北洋政府时代、国民党时代和所谓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时代)“反动权威”，从1967年底到1972夏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关入牛棚，天天烧锅炉、打扫厕所，并不幸摔断了腕骨;但他从未丧失澄清事实还我清白的信心。他认为是非曲直是客观存在，谁也无法长久地歪曲、掩盖;所以，住牛棚期间，他照样吃得香，睡得熟。刚一“解放”出来，他又马上全力投入铁路的建设工作中去。由于他在旧社会时，读过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著作，一度对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行独裁卖国之实的本质缺乏认识，抗战时期，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后来在甘肃张掖又因身为本单位的首脑而一度被推举为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所以他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一再被搁置。可他始终不灰心，一直到他退休后10年已到84岁高龄之时，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当时儿女们曾劝他:“您么大年纪了，又退休在家，不入也罢。”但他严肃地回答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我认定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我一定要成为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组织的一员”。
父亲性情坦直，行事爽快，他曾多次由于工作上与领导意见相左或因沟通不够而使领导对他产生误会。有一次，一位领导甚至在会议上勃然大怒，责问父亲是否别有居心。可是当会议结束后，了解内情的人前来安慰父亲时，他却说:“我是干实际工作的，只要工作能推进，其他我都不在意。”父亲一生急公好义，乐于助人;不但对自己的亲友热情关怀，就是对一些交往不多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常常伸出救援之手，助人于危难之中。小时候我们在家翻阅一本老像册时，常常为其中一张墓园照片所吸引。这张照片的墓碑上，不但有一个青年妇女的瓷像，下面还刻了一首诗:“同志夫妻海洋恩，生离死别常戚戚;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虽然我们那时还不能全部理解这首诗的含义，但父亲告诉我们的墓中人和写诗者的故事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原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妻--两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胡伦和蒲振操。胡伦是四川人，在同乡会的活动上和父亲认识。后来他不幸被捕，其妻携妹从上海赶到哈尔滨来设法营救丈夫;一面谋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作为掩护。一天，蒲突腹疼难忍，打电话找到父亲。父亲雇车把她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动手术。手术费需100元，而蒲几乎已身无分文。父亲便倾自己所有拿出了70元，又找其他同学凑够100元交给医院，才为蒲动了手术。不幸的是蒲不久即在医院死亡，父亲又向当地的四川同乡求助，集资把蒲埋葬后并把她的妹妹接到自己家暂住;直到胡伦出狱后找到父亲，才为蒲修墓立碑并镌刻了上面那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父母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设法把开县老家生活贫困无法求学的堂弟妹和侄儿女们接出来，安排他们到免费的保育院学校读书;后来他们都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工人、干部。父亲在西北公路局工作期间，有一次在出差途中遇到一对来自沦陷区被小偷偷光了旅费的青年姐弟。在姐弟俩一筹莫展，抱头痛哭之际;父亲仔细了解情况后，倾囊相助，使他们得以完成旅途，到达目的地。
父母亲在帮助别人时是十分慷慨的，可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子女要求却很严格，安于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一有余钱，就去买公债。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公私分明，决不做任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事。五十年代初，父亲所在单位决定为一定职级的人员配备一辆自行车，作为他们代步的工具，父亲也得到一辆。对于这辆自行车的使用，父亲掌握得十分严格。当时自行车还是一种稀有的物件，不像后来那样普及。他正在上中学和小学的两个儿子都很想骑上去试一试，可是父亲却严厉地对他俩说:“这是公车，是我办公事时才能骑的，你们决不可私自骑它”。父亲从重庆解放到他1973年退休，在新社会工作了二十多年，到外地出差无数次;按照国家的财务规定，不同级别的出差人员都可以享受相应的按日计算的出差补助。可是父亲认为人民给他的工资已不算低，自己家庭负担又不重;所以每次出差回来都拒绝领取出差补助费。他按规定可以使用软席卧铺，但他却常常只用硬卧;他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正因为他一向公私分明，从不以权谋私;所以“三反、五反”扩大化，成渝铁路局九个工务段有八个段长都被打成“老虎”时，他也是唯一没有问题的一个。1958年，国家为了集中资金搞建设，大力精简机构，动员一些未到退休年龄的职工退职。组织上本没有把母亲列在劝退之列，可是父亲认为我们的家庭开销(那时二弟已工作，家中只有一个小弟还在念书，还有我们的外婆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完全可以由他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便动员母亲为国分忧，主动退职回家。母亲本来很不愿只当家庭妇女，但又觉得父亲说得在理;于是主动向组织提出了退职申请，不久就办好了退职手续。父亲的后半生，经济条件比过去好了，更是把帮助别人作为人生的乐趣之一。凡是国家遇到天灾，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时，他和我母亲总是毫不犹豫，慷慨解囊。父亲除了决定有生之年每月从退休金中拿出30元寄给老家开县团县委，资助开县的希望工程之外，还资助了一个在在自己家中当小保姆的女孩学完了电大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父亲对生死的问题，想得很开，母亲死后，三个几子约好一道到金堂县云顶山为她的骨灰买一块墓地，父亲却独自坐车到华西医科大学，和他们签定了死后捐献遗体作为科研之用的协议书。他说:“我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社会的了，遗体算是我对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吧!”
这篇应哈工大校友总会之约，简要记述父亲生平的文章还未定稿时，父亲突于今年2月20日肺炎复发，而且来势凶险;不但高烧昏迷，呼吸困难，白血球高达十万;并且伴有心脏、肾脏功能衰竭的症状，血压持续在20~40左右升不上去。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2003年2月21日13点零5分去世。虽然从他三年前散步摔跤住院以来，我们对他的身体状况已很担心，但他多次患肺炎都挺了过来。有几次，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可是外地的儿女匆忙赶到时，他已笑嘻嘻地坐在病床上迎接我们了。所以他现在去世是我们缺乏思想准备的，很难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特别是今年为了祝贺他满99周岁，进入100岁的生日，不但铁二局的领导亲自到他住的病房去祝贺，我们子女更是全力筹备了隆重的祝寿活动。由父母的结合而繁衍成的我们四代共37人中，有29人从天南海北汇聚成都为他老人家祝寿。知道这一活动赶来参加的，不但有我们家的至亲好友，也有父亲工作单位的领导、同事;他的母校哈工大校友总会特地派出了祝寿代表，在祝寿会上宣读了热情洋溢的贺辞。同院子的邻居、乃至受过他帮助的人也都来了。人数之多，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们不得不把预定的活动场所改到容量更大的铁二局俱乐部的歌舞厅。面对18天前在180多人的祝寿会合照上父亲精神矍铄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竟已永远离我们而去。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2月22日上午，在铁二局医院一间不大的房间里，由在蓉的少数亲人向遗体告别。随后就通知华西医科大学于下午接走了父亲的遗体，为他了却了他人生的最后心愿。
父亲的百年人生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俯仰平生无愧憾，垂范子孙千百年!
爸爸，安息吧!我们一定努力，不愧为你的儿女。
陈松岑陈平九陈正平陈心一 2003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