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网记者 何文光 
  
    中国军网重庆9月24日电 题:大院士的小事情--黎鳌院士逝世10周年琐记

    题记 秋日重庆，丝丝秋雨诉说秋愁。1999年8月21日，一晃距离那个日子已经10年挂零了，小护士、大领导、老教授，包括三医大路边市场里的小商贩，还是有那么人记得他，谈起他还有那么多人为之动容落泪!四天采访结束，脑海里印记最深的竟都是些黎鳌院士生活工作中的“小事”，把它们记录下来，算是对黎鳌院士逝世10周年的一点纪念。

    在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荣誉陈列室，黎鳌院士的汉白玉雕像静静伫立，老人的眼神中充满关注和慈爱，仿佛在欣喜地注视着烧伤研究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中国军网记者 何文光摄 

    1999年8月21日，在三医大，时间仿佛永远定格在那一天:家里陈设依旧，办公室陈设依旧，一进校园就看到黎鳌广场上静静伫立的黎鳌塑像，背面的墙壁上赫然大写着“爱国、创业、攻关、人梯”的黎鳌精神，一进烧伤研究所的大楼，迎面就看见纪念黎鳌逝世十周年的墙报，这里的一切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黎鳌院士还活着，他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读书啰，海涛!” 

    黎鳌院士有五子女:长女黎海蒂，原三医大生理教研室主任;次女黎海蓝，原湘潭矿业学院组织部长;三女黎海芪，原重庆医学院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教研室主任;四子黎海波，原北京周报总编辑;五子黎海涛，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影像中心教授。五子女个个事业有成，离不开黎院士的严格家教，其中让老人最钟爱、也让老人最操心的应该就算老五黎海涛了。

    “弟弟小学刚刚念完，就赶上文革，要论文化底子，数他最薄了!可是他却后来居上，成为了博士、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其中，爸爸妈妈的管教督导发挥了大作用。”二姐黎海蓝侃侃而谈。

    “我读博士时已经44岁了，当时正在进行烧伤后脑水肿影像方面的研究，这是块‘硬骨头’。每次从实验室回来，爸爸总会关切地问:‘海涛，搞出来没有?’我只有沉默以对。这时，爸爸就会挽起袖子，亲自下厨，做上一盘自己最拿手的‘无水红烧猪蹄’，夹上一块最大的送到我面前说:‘吃吧，吃了就搞得出来!’”十几年后回想起来，黎海涛眼眶湿润。

    “有时实在太累了，回到家里总想休息一会，一拿起电视的遥控器，爸爸就说:‘读书啰，海涛!’有一次我去市场上买鱼，刚一进家门，爸爸就严肃地对我说:‘海涛，这条鱼谁去买都可以，你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上!’80多岁的老人对着40多岁的儿子整天说‘读书啰，海涛!’这种情景你们记者可以想象。”黎海涛深有感慨。    

    “父亲去世后，母亲还在继续督导海涛学习。‘读书啰，海涛!’‘读书啰，海涛!’这样浓重的湘音依然在家里响起。母亲早年从湘雅医学院护校毕业，经常在报上发表诗歌。海涛50岁的时候，她还要时常考考海涛，让他背诵《岳阳楼记》，她说，中国人不能不懂得中国的文化!”黎海蓝声音颤抖。

    在父母的有力督导下，黎海涛以顽强的毅力攻克了“烧伤后脑水肿影像学研究”这个难题，在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用实际行动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

    一张办公桌合用41年 

    肖光夏，黎鳌院士的学生、同事，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技术一级教授，烧伤救治领域领军人物，烧伤病房创建三元老之一。

    步履轻健，红光满面，采访时，年届八旬的肖教授带着记者参观了他和黎鳌院士合用了41年的一张办公桌:这是一张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木质办公桌，桌面上盖着块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块绿色毡子。而它又是不普通的，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张办公桌比一般的办公桌宽，而又比两张办公桌窄，而且正反两面都设有抽屉和柜子，可以供两个人同时在两侧办公，既节约空间，又方便办公。

    “从1958年烧伤病房成立，到1999年黎院士去世，我们就是这样面对面坐着办公的，这一坐就是41年!”

    “黎院士当三医大副校长期间，也是在这里办公吗?”

    “从1986年当副校长，到1994年被评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校给黎院士配了办公室、秘书和专车，可黎院士一样都不要。学校不开常委会时，他还是习惯到烧伤科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办公。‘配专车有啥子用?出差的时候只要送我到机场就可以了嘛!平时闲下来做啥子?!’‘配秘书，是我照顾秘书，还是秘书照顾我?秘书照顾我，我不用!我照顾秘书，我不干!’黎院士生前经常这样说。”说到这里，80岁的老人情绪激动，难以平复。

    记者用手抚摸着办公桌的桌面，仿佛是生者在向逝者进行着无声的采访，在这间斗室里，在这张因年久而略显陈旧的办公桌前，记者的心灵在震颤中得到净化。

    用脊背顶起病床 

    李默，黎鳌的学生、同事、下级和上级，原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三医大校务部部长，校常委，82岁。

    “我1960年到烧伤科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在黎院士身边工作的这些年里，有一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李老是唐山人，喜欢开门见山。

    “有一次，一位住院治疗的烧伤病人胸导管破裂了，那是个大面积烧伤病人，空气直接进入胸导管，情况危急!医生们赶紧采取胸部按压进行抢救，但医院当时用的是弹簧床，床底板一弹一弹的，按压根本不起作用，怎么办?!就在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只见黎院士弯下身子，跪在地上，一下子钻进床底，他用自己的脊背牢牢顶住震颤的弹簧床底，按压有效果了，可黎院士的后背却被压出了一圈圈印痕!”说到这里，李老的眼圈红了。

    “他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让哪个年轻医生下去顶床都可以，怎么自己一下子就下去了?”记者追问。

    “再给你讲一件事吧!”李老并未直接回答记者提问。

    “1986年，黎院士担任三医大副校长，在一次职称评定会上，评委们眼光一起聚焦在一位医生的名字上。‘黎副校长，这个人文革时打过你，给你贴过大字报，斗你斗的最凶!’一位评委提出了这个让黎鳌心中隐隐作痛的问题。‘那是历史问题，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论能力、论水平，他该上!’黎院士的一番话引得评委们一起投来敬佩的目光!”

    “你看，这就是黎院士，他在用实际行动感召后人，他在用宽大胸襟化解恩怨，他在用正派无私团结同事，他用他的脊背顶起的不仅仅是一张病床，而是顶起了我军的烧伤救治事业!”李老大手一挥，话语果断而坚决。

    亲手给医生做贺卡 

    伍素华，黎鳌的学生、部下，三医大护理培训中心技术三级教授，66岁。

    “1969年，组织上派我去烧伤科当护士，烧伤方面的特别护理谁都不晓得咋干，反正派上我，我就去了。”

    “当时，我们在上海调防，走廊里一个半大的老头儿在扫地，看到我不会做特别护理，就走过来指导我，稀饭怎么喂，小便怎么接，大便怎么扣，他都告诉我，后来一打听，哇，不得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黎鳌教授，文革时“靠边站”，让他去扫地了。”

    “后来很快他就出来工作了，他对我说，‘烧伤护理是门学问哩，你要把它总结出来，写成文章，留给后人。’我说我不会写，他就说我给你改。你晓得我发的第一篇文章他改了多少遍，五遍!”

    “后来，他鼓励我写一本书--《烧伤护理学》，哎呀，这个难度更大了!他就督促我写，给我修改，后来终于出来了，我只是个护士，这个事情可不得了!后来，他又把烧伤科的护士们调到研究室轮训，科学培养，系统训练，培养了好多骨干。”

    “72小时，每来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他都72小时地观察，蹲在地上看病人排尿，一滴一滴地数，记录下时间，救火英雄梁强手上有栓塞就是被他首先发现给救活的!”

    “病房里有个打扫卫生的陈阿姨，家里生活困难，每次都是早上带个饭盒，中午吃凉饭。他就说，‘陈阿姨，你可以使科里煤气炉热一热再吃嘛!’‘科里的煤气炉是给病人使的，我使了别人会说闲话。’‘没关系，我去和医生和护士们说。’”

    “从那以后，黎院士一个一个地告诉医生和护士，‘陈阿姨家里穷，你们不要和她比，要多理解她一些!’陈阿姨听了，感动得哭了。”

    “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医生多了起来，学成之后不回国的也有了。每到逢年过节，黎院士总是亲手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寄给他们，他还和我的女儿，我女儿是学画画的，一起制做贺年卡寄给这些留学的医生，大家接到后感动地要命，学成后全都回来了!”

    小裁缝送了个大花圈 

    在三医大大门左侧的一个集贸市场里，记者找到了正在紧张忙于活计的小裁缝陈氏姐弟，姐姐陈静，今年44岁，弟弟陈伟，今年39岁，是两个老实得甚至有些木讷的小生意人，提起黎鳌院士，姐弟俩的眼圈都红了。

    “黎院士是个好人，大好人!我们做小生意的，被别人瞧不起，心里难受时，我们总是想，连黎院士都瞧得起我们，对我们这么好，这一点儿算啥子嘛!”

    “这个老头人蛮好的，每次见到总是老远就打招呼，热情的很，裁缝铺子的事他总是问这问那，我们碰到困难，他总是鼓励、宽慰，比父母还好!”

    “黎院士去世时，我们一大早就听到消息，像他这样的好人，应该活到一百岁、一千岁!我们赶紧订了一个大花圈就送去啦!”

    “没有被邀请，怎么想到要去参加追悼会的呢?”

    “我们要表达个心情嘛，好些个人，那个收废品的老王、那个卖菜的朱三不是也去了嘛!”

    “一个花圈多少钱?相当于你们好几天挣的吧!”

    “是的，100多块，那是1999年，做条裤子才5块钱。”

    “那一年，黎院士捐了10万块，搞了个啥子烧伤基金，他去买菜时，朱三对他说，‘你老头儿那么有钱，还和我讲啥子价钱嘛!’‘买菜是自己吃的，捐钱是救人的，那是两回子事情嘛!’黎院士这样一说，朱三就不讲话了，以后有好菜就给他留着。”

    记者环顾四周，市场里，小贩的叫卖声依旧不绝于耳，裁缝铺子的缝纫机依旧在嗡嗡地响，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从人们的眼神里，我依稀而又愈加清晰地感到:黎鳌就在他们中间!

    后记 真正的新闻是用不着评论的，把事实讲出来，让读者去品评。真正的不朽是用不着去雕琢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的影像自然深刻在人们心中。去世10年后，我从别人的“口”中认识了黎鳌院士，他的形象在他的学生、同事、领导、部下，甚至是市场小贩的描述中逐渐丰满、立体起来。采访结束，记者怅然若失，因为正是这次采访，使记者体验到了一种与伟人同行的快乐，希望本文带给读者的，仍旧是这种难忘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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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鳌，湖南浏阳人，1917年5月生，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赴中正医学院任外科助教，1948年任外科副教授，1949年南昌解放，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医大学，1954年随六医大去重庆并入第七军医大学，即后来的第三军医大学，在第一附属医院主持普通外科工作，1958年受命组建烧伤专科病房，以后便全身心地致力于我国烧(创)伤医学事业。

    经过40年的努力，他将一个仅有3名医生、6张床位的烧伤专科病房发展成为拥有临床、实验室和中华烧伤杂志编辑部三位一体的，拥有10000平方米工作场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国家重点学科。主持我国医学界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各种奖励66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和ABA Evans奖。 

    黎鳌院士是我国烧伤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参与创建了我国烧伤学科，总结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有独创性和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远见卓识地在我国较早地展开了烧伤医学实验研究，积极开展和推动国际医学交流，为我国烧伤、创伤外科学的发展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做出卓越贡献。

    黎鳌院士是党的十三大代表，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1994年被评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与其五弟黎介寿院士、六弟黎磊石院士并称为中国医学界的“黎氏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