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

晚清以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传入西方国家，如《诗经》、《赵氏孤儿》、《灰栏记》等作品被译成西文，流行于欧洲国家，只是数量不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 更多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著名古典小说，大体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国家 的。

俄国是《红楼梦》传入时间最早的欧洲国家。《红楼梦》早期的一个抄本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被一位名叫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的俄国人带到俄国。其时，库尔梁德采夫在1830年(道光十年)作为大学生随第11次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到中国，两年后因病离开北京。他带走的《红楼梦》抄本，是俄国，大概也是欧洲的第一部曹雪芹的抄本了，意义非凡。这个抄本题名《石头记》，全书共60回，无署名。据前苏联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研究初步确认:“此抄本接近于现存抄本中最早的一个抄本——1754年(乾隆十九年)的抄本。这一事实也有利于我们的设想，这样就不排除此抄本是在18世纪70—90年代之间抄写的可能性”。该抄本收藏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2年为李福清所发现。1985年中、苏两国学者对这一抄本进行了共同研究，并在1986年由两国共同影印出版这一稀世珍本，这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19世纪40年代，《红楼梦》开始被译成俄文。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俄国出版的《祖国纪事》杂志第26期曾刊载《红楼梦》第1回的片段译文，译者是柯万科。但俄文全译本直到1958年才由帕那秀克完成，这已是百余年以后的事了。

《红楼梦》最早被译成英文是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年，宁波出版的《官话汇编》登载了《红楼梦》第六回的片段英文译文，译者是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1807—1846，嘉庆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六年)。较早系统英译《红楼梦》的也是一位名叫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 ?—1898年)的英国外交官。他曾经出任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把《红楼梦》前56回译成英文，于1892—1893年(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由香港出版。这个译文并不十分出色的译本是《红楼梦》最早的英文译本。

在德国，最早介绍、研究《红楼梦》的是柏林大学东方语言教授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wbe, 1855—1908，咸丰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这位德国著名汉学家曾在1897—1899年(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介绍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他写道:“《红楼梦》是17世纪出现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是名叫曹雪芹的人。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美妙细节的长篇爱情故事。小说篇幅十分庞大，即使概要地叙述它的内容，也会超过这一节的字数限制”。然而，作者却把《红楼梦》等名作安排在该书最后一章，列入“戏剧与散文”的标题之下。这表明作者并未真正理解和认识《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的内容实质。直到卫礼贤(德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在1926年出版后，德国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才提高了一步。德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翻译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的。1929年，法兰克福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发表了《红楼梦》片段的德文译文(节译了其中第21、第22两回)，成为《红楼梦》最早的德文译文。

《水浒》在西方国家流传也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先译介于法国、德国，其次流行于英、美等国。

最先翻译《水浒》的西人是法国汉学家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嘉庆四年至同治二年)。1850—1851年(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他节译了《水浒》前六回中的鲁智深的故事和第23至31回有关武松的故事。1853年(咸丰三年)他又在自己编著的《现代中国》一书中收录了三节译文:一节是金圣叹托名施耐庵写的序，另两节是有关九纹龙史进和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译文。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法文全译本的《水浒》一直没有译出及出版。直到120多年后，即1978年， 《水浒》的法译全本才由法国葛利玛七星出版社出版发行。《水浒》开始在德国流传也是在晚清时期。威廉·格鲁贝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及爱德华特·艾尔克斯的 《中国文学》等书，都简要地介绍、评论过这部名著。卫礼贤的《中国文学》一书中有专门关于《水浒》的介绍，指出:“在本质上，《水浒传》是一部道德反叛的 古典作品。全书的主题是:政府的腐败是盗贼蜂起的根源，一个善良的强盗比一个凶恶的官员要好。通过这一主题，全书闪烁着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反抗 一切不公正及压迫的光芒。这是这部作品巨大成就的基础”。作者的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德文译本的《水浒》出现于20年代以后，比法文译本的出现要晚70余年。《水浒》的英文译本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192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译著的《中国文学史》录有《水浒》片段译文，内容取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译成《水浒》全书 70回，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神话小说，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10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九回译文题名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十回译文标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10、11、12三回的译文。12年后，即1924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西游记》同样在英美得到传播。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了塞谬尔·伊塞特·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 1856—1926，咸丰六年至民国十五年)翻译的《西游记》片段，取名《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内容选自该书通行本“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回和“游地府太宗还魂”回。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亚东杂志》第4卷刊登了题为《中国的仙境》的译文，内容取自《西游记》的两段情节。译者署名为詹姆斯·韦尔。此外，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有《西游记》第98回的一段译文。大致来讲，晚清时期传入欧美各国的《西游记》译文多是一些情节片断，该书系统的翻译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

有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称誉的《金瓶梅》，也是在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欧美国家的。1853年(咸丰三年)法国巴黎出版了汉学家巴赞的《现代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题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即译自《金瓶梅》第一回。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瓶梅》的西文节译本。1912年(民国元年)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由莫朗翻译的《金瓶梅》法文节译本，共计294页，这是该书最早的西文节译本。德国汉学家大都重视对《金瓶梅》的研究。格鲁贝、福尔开、卫礼贤等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史中都介绍过《金瓶梅》。《金瓶梅》德文全译本出版于1930年。译者是弗朗兹·库恩，由德国伊泽尔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被转译成英、法、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国文字，在欧美各地广为流传。

《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较早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鸦片战争后，单篇的英、法、俄文《聊斋志异》先后告世。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辑的《中国总论》第一卷，收录了《种梨》和《骂鸦》两篇英文选译。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文单篇译文。1867年(同治六年)，英人迈耶斯(William Freelerick Mayers, 1831—1878，道光十一年至光绪四年)，也发表了《聊斋志异》的单篇译文《酒友》。他还翻译过《嫦娥》、《织女》等篇章。曾当过英国领事馆的艾伦(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道光二十四年至民国九年)编译《聊斋志异故事选》，录有《宋焘成神》、《狐嫁女》、《劳山道士》等，在19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上连载。翻译《聊斋志异》篇目较多的是英国人翟理思。他编译的《聊斋志异选》共收录了164篇作品，内有《劳山道士》、《瞳人语》、《陆判》等篇目，于1880年(光绪六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翟氏所译是汇辑篇目较多的一个英文译本。

最早的法文《聊斋志异》单篇译文是法国学者阿里(Huart)翻译的《种梨》，刊登在1880年(光绪六年)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上。此外，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参赞陈季同也翻译了《辛十四娘》、《青梅》、《香玉》等26篇作品，译辑为《中国故事集》，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出版，颇受法国读者欢迎。河间府天主教会印刷所出版了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 1856—1933年，咸丰六年至民国二十二年)编译的《汉语入门》第五卷，内有数十篇《聊斋志异》的译文。该书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法汉对照课本。《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都作为该课本的教材内容，如书中第37课为《赵城虎》，第49课为《考城隍》，第51课为《劳山道士》，第52课为《狐嫁女》等。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该书再版。民国以后，出版的法文《聊斋志异》节译本逐渐增多，主要有巴兰译的《中国故事》，内有《聊斋》故事23篇;路易·拉卢瓦译的《魔怪集——蒲松龄小说选》，收录作品20篇;贺敬瞻译的《聊斋志异》单篇法译文，内有19篇;阿尔方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聊斋志异》作品16篇;皮埃尔·道丹编译的《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内有作品50篇，是此书法文译本篇目最多的一种。

《聊斋志异》同样引起俄国学者的兴趣，早在19世纪后期就被译成俄文。较早的有蒙纳斯蒂廖夫译的《水莽草》，登载在1878年(光绪四年)出版的《新作》杂志上。1883年(光绪九年)，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又翻译了《阿宝》、《庚娘》、《毛狐》等作品。《聊斋志异》的大规模俄译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为此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从1922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4本《聊斋志异选》，选译的作品共155篇。这部选辑也是选译篇目较多的西文译本。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还有《好逑传》、《镜花缘》、《十二楼》、《儿女英雄传》等。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海外翻译介绍，也在此期取得不少成就，有的并不比小说的外播逊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有了较大的进展。不仅传播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而且传播的内容也大大丰富了。以小说的外播为例，鸦片战争以前介绍 到海外的中国小说数量稀少，战后则不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传世名作都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尽管此期介绍的 水平不是很高，多数作品尚未被全译，而只有节译本，但这毕竟初步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风貌，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 口，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其实中国古典文学外播的意义远不止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以无穷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特色，积极地影响了域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文 学艺术。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尽管西方思潮犹如洪水泛滥般地冲击了该国社会，但在文坛上却一度出现汉诗文兴盛的局面。仅在1871至1879年 (同治十年至光绪五年)出版的汉诗选本著名者有:《明治三十八家绝句》、《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十家绝句》、《今世名家诗钞》、《旧雨诗钞》等。日本学 人正冈子规感慨地说:“今日之文坛，若就歌(按:和歌)、俳(按:俳句)、诗(按:汉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则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和歌下落，汉诗腾贵”是对当时日本文坛状况的一种写照。中华文化的积极影响在西方国家亦有反响。

20世纪初期(大约在1910—1920年代期间)在英美诗界曾流行过意象派的诗歌作品。意象派是现代英美诗歌的一个流派，从艺术渊源上说，它的形成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这个流派的首倡人。面对西方诗坛的种种积弊，庞德立志进行诗歌改革。他从汉学家费诺罗萨收集、注释的上百首中国古典诗歌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形成了新的诗歌创作观念，并创作出第1本意象派诗集《意象派选集》，于1914年(民国三年)出版。在庞德的6首作品中，有4首取材于中国的古典诗歌:《访屈原》，灵感来自于《九歌》中的《山鬼》;《刘彻》是对汉武帝“落叶哀蝉”的改写;《秋扇怨》是班倢伃《怨歌行》的模仿;最后一首尚未考证出其原诗出处。1915年，庞德经过对费诺罗萨遗留的中国古诗笔记的整理及再创作，出版了由18首短诗组成的《神州集》。该书的出版一度在美国诗坛引起了轰动，它所带有的中国风格的诗歌作品受到异域读者的赞扬，在美国诗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意象派在诗坛的地位亦得确立。

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 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参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不甚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致使 外国读者难以完整、准确地了解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