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5月25日1时10分逝世。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钟书的夫人，她曾创作小说《洗澡》、翻译《堂吉诃德》等名作，92岁写的《我们仨》感动了很多读者，这本书回忆了她先后去世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这些年，杨绛一直深居简出，不想被外界打扰，她生前曾说不想自己的去世成为新闻，讣告等火化后再公布。
后事安排
4年前留嘱托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
早在5月20日，网上就流传出杨绛先生病危的消息，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曾说:“我得到的消息是，没有说她病危。大家对杨绛先生都很关心，是好事。但是没有求证没有根据就那么传先生病危，很不好。”之后，发布杨绛病危的微信公众号删去了病危消息，并向大家道歉。另据杨绛先生的保姆吴女士及侄女钱女士表示，杨绛先生住院是因为“轻度肺炎及肠梗阻住院”。
昨天早上，一条署名为“发改委周南”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在网上流传，称“杨绛先生于今天凌晨一点去世”，并回复询问者:“官方消息可能还没出，但确定无误。我与负责丧事的同事在一起。”另外，还有消息称杨绛先生曾表示，要火化后再发讣告。
随后，澎湃新闻、腾讯新闻等相继发布了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并称消息来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杨绛作品主要出版方之一)。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先生接受采访时，否认该出版社曾对外发布杨绛先生去世消息，“杨绛先生生前曾跟我们责编说过，不希望她的去世变成新闻”。
下午，新华社发布短消息，称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确认了杨绛去世的消息，这是她退休的单位。在此前，杨绛去世的消息早已在网上、微博上传开，很多人发布杨绛生前的文章、语录、照片等缅怀她。
对于后事如何处理，杨绛曾以文字形式记录。2014年出版的《杨绛全集》中，杨绛自叙近三万字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她写到“2012年，3月26日，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来看望。我提出三要求:一、我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晚年生活
整理钱钟书笔记生让死者如生者无愧
这些年，杨绛一直深居简出，与她亲近的人也都知道老人的脾气，不喜欢别人谈论她。每年杨绛过生日时，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跟她关系密切的单位的领导，会来探望。2014年7月，杨绛103岁生日前曾去医院疗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等人去探望，“她这段时间身体还在恢复中，不想被打扰，我们也只探望了一会儿，杨先生气色还不错”。
杨绛生前居住在北京三里河的南沙沟小区。1977年，杨绛和丈夫钱钟书搬进来后，一直居住在这里。1997年3月，他们的独女钱瑗去世，1998年12月钱钟书去世。近几年，杨绛由保姆吴女士照应，很少接待来宾，有时门前会有读者送来的鲜花、留言。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南沙沟小区，门口的保安称接到领导通知，当天严禁外人进入。
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早在2001年，杨绛就把她和丈夫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2013年，杨绛还亲自校订了她妹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上面用铅笔做了很多修改。2014年，杨绛出版了《洗澡之后》，为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2010年，钱钟书诞辰100周年，中国社科院曾举办纪念学术研讨会，她并没有出席。后来，她对前去探望的人解释说是为了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这十几年，她对钱钟书生前遗留的读书笔记等资料进行细致整理，并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版《钱钟书手稿集》，2011年推出了20册的《中文笔记》，2016年3月推出了48册《外文笔记》。杨绛在序言中称，整理这些笔记的初衷是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追忆先生
李文俊:她坚忍顽强，为钱钟书鸣不平
杨绛先生身边的人，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单位的领导、老编辑等都知道老人的脾气，不喜欢别人谈论她。另外，由于昨天没有正式发布讣告，很多相对熟悉杨绛的人也表示不愿去过多谈论。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退休研究员、翻译家李文俊与杨绛相识60多年，一起下过干校。他对于杨绛先生的去世也不愿多说，称最后见杨绛还是前一两年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当时我们社科院去了不少人，一块儿给她过生日，她那次挺高兴的。她的全集那会儿也要出版了。”
2014年，《杨绛全集》出版时，李文俊曾发表文章《余音绕梁谱新曲》，回忆杨绛先生的几件事，他觉得杨先生非常坚忍顽强:“记得‘文革’初期，中国文学研究所有人在学部大院里贴出大字报，‘揭发’钱钟书先生。一时间围观者甚众。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杨先生竟亲自打着手电，拿了糨糊，在这张大字报边上贴出她自己署名的一张小字报，明确申明大字报所说的‘绝无此事’……杨先生把‘锣’敲得天响，一边大声地说:‘钱钟书不是反革命。’造反派喊道:‘喊，是反革命。’她把锣敲得更响了，也更使劲地喊道:‘就不是反革命!就不是的嘛!’时间一长，旁观者渐渐散去，那几个造反派也觉得无趣，便不再管杨先生了。”
徐泓:妙语清言，采访先生是一种享受
昨天，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高级记者徐泓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送别杨绛先生》，她的父亲徐献瑜是北大数学系的奠基人之一，与钱钟书、杨绛都相识。徐泓写道:“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远在深圳，7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今天凌晨，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文章中，徐泓谈到了她当年采访杨绛先生的故事:“第一次见到钱钟书伉俪的情景，我永远难忘。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为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当时徐泓问:“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杨绛回答:“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钱钟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徐泓回忆:“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通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世界里。”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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