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梁漱溟乡治主张在广东并没有进入实践，主要原因是条件不成熟。而恰当此时，南京晓庄师范、河北定县平教会，以及其他各地乡村工作，兴起的已经很多。于是梁漱溟向广东省政府请得旅费，于1929年2月偕弟子数人离粤北游，实地考察各地乡村改进运动。

梁漱溟一行离开广州后直抵上海，稍事休息后即由黄炎培、江问渔陪同，前往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那里设立的乡村改进试验基地。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7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而实际主持者为东南教育界领袖黄炎培。

就宗旨而言，中华职业教育社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教育机构，以研究、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1926年5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分别与职教社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创办实验区。于是以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成立，迅即勘定地点，规划进行，希望以教育为中心改良乡村，决定把徐公桥作为第一实验区。

梁漱溟在徐公桥参观了新建的小学及小学教员参与办理村中公务的情况，详细了解了农业技术改进及农民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进展，感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从职业教育运动转到乡村改进运动，与当时渐渐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潮流汇聚到一起，是非常可喜的。但是，梁漱溟对徐公桥的试验从总体上来说并不满意，认为是一批教育家站在教育的立场上来办学堂、办教育，既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也没有为中国的教育指出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他很坦率地告诉黄炎培人: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做些应做的事;而我梁漱溟则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解决。

参观了徐公桥后，梁漱溟一行沿沪宁线继续北上，直达北平，中途并未在南京下车。其实，梁漱溟一年前即1928年春夏之交曾参观过南京晓庄师范学校。

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是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的。陶行知是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高足，与胡适、蒋梦麟同门，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人，他既从事教育，所以在他事业里面无处不具有一种新意趣新作风，乃至完全新的一套。他的心思多用在实际问题上，总要寻个诀窍来解决问题，因此他手到之处便见光彩。

梁漱溟对晓庄师范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评价很高，他以为陶行知在教育上的创造，非常值得研究、总结。参观座谈后，梁漱溟提出向陶行知借兵调将。陶行之欣然答应，当时就介绍晓庄师范学校教导主任杨效春、张宗麟，以及指导员潘一尘等业务骨干与梁漱溟认识。这几个人后来都追随梁漱溟到了山东，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得力助手。

梁漱溟参观晓庄师范学校不是此次北游的事情，事实上，当他离开徐公桥后便直赴北平，他的目的也只是在北平访问河北翟城村自治事业的创办人米迪刚、米阶平父子。

河北定县翟城村自治事业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开始，至此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民国政府于1914年拨款嘉奖，有力推动了翟城村农村与农业的发展，新式教育初具规模，创办有村自治公所、讲习所、图书馆、爱国社等。

随着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自治水平的提升，米氏父子日益感到知识储备不足与深度规划能力的欠缺，于是在得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乡村教育部的消息后，米迪刚便盛情邀请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到翟城进行乡村改造实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从都市回到农村”。这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

米迪刚、晏阳初等人所进行的试验同样吸引了梁漱溟，他在北平拜访了米迪刚等人后又前往定线实地参观和考察。

漫长的北游和考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形成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对各地的乡村建设团体与其实际工作的分析，更坚定了他以乡村建设入手解决中国问题，替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的信念。同时，梁漱溟又发现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工作都大小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只重视一地一事，而无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他原希望心中所抱的几个难题通过考察可以得到解决，但到处看过后，统统无人解答，并且无人在这上边用心;再进一步说，真是无人留意。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从某一面入手，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全面抓起。当时中国已有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只治标不治本，他们的努力或许能给某一个地区带来一时的繁荣和进步，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梁漱溟通过对各地教育及乡村建设运动的考察，更进一步地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而真正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再转再变。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乡村建设的工作重建乡土中国新秩序，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条健康的轨道。

考察结束后，梁漱溟因时局变化无法很快返回广州，却因山东老朋友王朝俊的介绍，得以结识河南豪杰彭禹庭、梁耀祖、王柄程等人，他们共同赞佩梁漱溟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特别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决心合在一起进行试验，推动中国社会改造特别是农村的发展。

他们一方面在北平组织研究机构，编辑出版《村治》月刊，宣传乡村自治理念;另一方面通过与冯玉祥、韩复榘等开明军阀的关系，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用局部地区的试验验证乡村建设理念。

河南村治学院设在辉县苏门山的百泉，院长由彭禹庭担任，梁耀祖任副院长，王柄程为总务长，郭海封为教育长，梁漱溟由他们恭聘为主任教授、教务长，负责指导筹备事宜。

“村治”一词是王朝俊等北方人士的用法，梁漱溟在广东使用的概念是“乡治”，亦即“乡村自治”、“乡村治理”的意思。因音讯不通，无从商榷，各自形成了习惯，其间也没有什么大区别，所以当梁漱溟受邀参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以及接办王朝俊等人已经创办的《村治》月刊后，也就从了北方的用法，仍使用“村治”之名。但在具体的内容主张上，梁漱溟与王朝俊为代表的北方“村治派”也只是大致相近，略有小异。

河南村治学院于1929年冬开始招生，河南各地及直、鲁、晋等省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最终决定录取240名学员，并于1930年初开学。

应该说，河南村治学院发展极为顺利，学生们得到了良好的训练，梁漱溟多年的教育理想也终于有了一次试验的机会。然而，当这种试验还没有来得及结果时，“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交战区，学院被迫迁往北平。待战争结束，再回河南。但由于战争改变了政治结构，物是人非，学院的政治靠山韩复榘转投蒋介石，被调往山东任省政府主席。河南的新主席对村治学院这套东西不感兴趣，学院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反对者日多，最后只好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结束后，一部分同学会在河南成立同学会继续活动，并公推代表赴济南拜见韩复榘以申谢意。韩复榘听了代表的介绍当即表示:河南村治学院既已结束，欢迎各位来山东再办一个村治学院，把在河南未尽事业继续下去。于是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设立，梁耀祖任院长，孙则让任副院长兼训练部主任，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陈亚三为训练部主任。研究院下设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院和图书馆等。

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二十七县，每县十人，共二百七十人。

由梁漱溟担任主任的研究部，其功能是具体地研究山东省乡村建设方案，其学员是从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员中招收，学员享受公费，主要来自山东省，外省可占三分之一，一年结业。主要课程有两类:一是基本研究，有国民党党义、社会进化史、乡村建设理论、军事训练等;二是专科研究，有农村经济、农业改良、产业合作、乡村自治、乡村教育、乡村自卫等。研究部学员也可根据自己以往肄习的学科，再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者选择感兴趣的课题研究，由研究部主任和导师指导。同时在各大学聘有特约导师，担任函授指导。课程一般不采取讲授的方法，而采取个别谈话或集中讨论的方法，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下乡实习，编纂邹平一年半的实验报告。实习后回校继续学习，并讨论在乡村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研究部学员毕业后多留院及实验区工作。

为了进一步指导结业学生的工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2年10月成立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由梁漱溟兼任主任，安排学院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乡农学校，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为各县乡农学校编写教材，先后出版有普通部用的《农民识字读本》，高级部用的国学、史地、自然等活页教材。此外还编辑印制有《识字明理》、《救国御侮》、《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知识普及方面的图书。

按照梁漱溟等人设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更不是学者的书斋，所以在研究院成立后就设法开办农场，目的是引进吸收先进的生产方式，为农民提供示范，增进农家生产，提倡农业合理化的经营，以及供研究院学生进行实习。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最初阶段以邹平为基地进行发展，由于研究院的示范作用，在山东各地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经省政府同意，研究院规模相应扩大，于1934年7月在菏泽成立分院，扩大招生规模，以满足山东各县县政建设实验区急剧发展的人才需要。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成立到1936年短短几年时间，做出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为山东乡村建设、农村恢复、农业技术水平提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研究院的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五十八人;训练部共办三期，培养学生一千余人;其他短训班四期，培养学生一千余人。这些人才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山东农业的发展与提升，尤其是在改良农业、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方面，这些学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编自《思想奇人--梁漱溟》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