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在五四现场的五四“参与者”顾颉刚
原标题:未在五四现场的五四“参与者”顾颉刚
月旦人物
□尤小立 苏州大学教授
1918年6月13日,顾颉刚因家事离开北大,休学回到苏州,其间原配病逝,继续新弦,直到1919年9月回京复学,从时间上看,不仅错过了新潮社的成立和《新潮》的创办,也错过了“五四”学生运动。有人进而发现,顾颉刚日记中没有几处记录五四有关的事,所以得出结论说,顾颉刚不是五四的参与者。
其实,顾颉刚1918年日记至今未见,1919年的日记也不完整。他对五四的见解,多体现在文章和书信中,他就是以这种不在场的另类方式体验了五四,并且展现出五四有意味的一些侧面。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成立,顾颉刚被列为首批社员。今查《新潮》杂志,署名“顾诚吾”(顾颉刚笔名)的诗文,计有《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悼亡妻》、《杂诗两种》、《山中》以及两通与傅斯年的通信,另有一篇1919年1月应约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所撰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专号未出,直到1984年才发表)。
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革传统的命,是从破坏家庭开始的,到1919年1月,傅斯年仍沿袭此论,写有控诉家庭之恶的《万恶之源》。顾颉刚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也是有感而发,他由“家”联想到“国”、由“父”想到“君”,由此想到“君学”乃“愚民”之学。其内心充满的是对自主、自由的渴望。但像那个时代多数半新半旧的读书人一样,顾颉刚所受的家庭羁绊也一直未除。
不过,顾颉刚思想的激烈之处一点儿不比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差。他1918年12月18日致信傅斯年,谈及《新潮》杂志的办刊方针,“处处用《新青年》作反证”。据他说,是担心《新潮》摹仿《新青年》,“做了个附属《新青年》的报,以至徇人忘己,没有自己独立的心思,为陈独秀辈所利用”(此部分内容今不存,现据顾颉刚致叶圣陶信,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预备在《新潮》刊登此信的傅斯年明显感到了信中内容的刺眼,故先转送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审阅,后来刊登时,也删除了相关的内容。这一做法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他在日记中抱怨说:“吾之责《新青年》,乃欲《新潮》杂志之不犯此等弊病,非与《新青年》争口实”。他强调此为致傅斯年个人的信,本是不适于传阅的(参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44-45页)。
但此信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些。在信中,顾颉刚还提到“我辈当自知学问未充”(第178页)。过去我们总觉得“五四”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是在学生的激进行为后,经过反省,才感受到自身学问之不足的,但顾颉刚的话是在“五四”之前。
顾颉刚同意傅斯年办杂志以“造成风气”,建设“理想的社会”,但他出于对学生们的学问基础不自信,特别强调要《新潮》杂志用包容的心态,“舍短取长,交互进益”(第179页)。在另一信中,他还希望有人出面“作一篇什么叫做学问”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学’字,涵义太广”(第181页)。他说:“总须随时随处表明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与大家同居一社会,帮助着他们进步的人,不是聪明独出,看着一班人只配给我蹴骂的人(第180页)。”
当然,顾颉刚的思想也有两面性。与学问志向相投的傅斯年,他谈的是学问根基的重要,与热衷于社会活动的罗家伦,则主要谈改变社会,这后一面,也并非全是迎合。因为直到1919年6月,他似乎都在为学生运动的风潮和人心的激昂所感染,他为没有直接在场而感到惭愧。他在致潘家洵的信中说:“你们的团体差不多是一块大磁石,我的心便是一块铁,恨不能照墨家闻邻国之难要‘往而死之’”,甚至要梦中收到检察厅的拘票(第169页)。顾颉刚从报纸上得知罗家伦被捕的消息(当然是误报),也受到了刺激。他担心学生只有五分钟热度(第61页),所以在5月9日在致罗的信中,大谈要扩大事态,“根本解决”,要他们趁此机会连营私卖国的官僚、军阀、政客也一起肃清(第236页)。
前述对《新青年》和陈独秀的不满,也不说明学生与老师之间有多大矛盾。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顾颉刚就十分关心,在致傅斯年和罗家伦的信中,他希望北大出面营救,并且出主意说,可以把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公布,以获取社会的同情(第183页)。
从顾颉刚的通信中亦可看出,五四时代北京学生的派别之争。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捕。虽然在致狄君武(膺)的信中,顾颉刚说:“《国民杂志》专在民族自决上下工夫,《新潮》杂志专在文化运动上下工夫,二者互相辅助,不出五年必有大效”。但他还是忠告对方:“学生的责任第一步是鼓吹,第二步是行动”(第226页)。在致挚友叶圣陶的信中,更是称被捕的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逢事起劲,不学无术”(第61页)。
今人熟知的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位五四学生领袖在当时也颇受激进学生攻击。傅斯年是在五四当晚,被迫离开了运动。而罗家伦一直坚持到最后,但日子似乎也不好过。顾颉刚的信中不止一次出现罗家伦等新潮社成员受攻击的消息,这也让他对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少数高兴闹事”的人颇为不满(第168页)。
1919年6月5日,他看到《申报》上罗家伦为学生团所不容的消息就非常担心和气愤。查6月4日的《申报》,确有一篇题为《政府与学生团最近状况》的报道。其中提到:“北京大学学生有罗某等,曾著某杂志等,专以鼓吹民意为己任,大为学界所赞许。此次风潮发生,罗等即为某日刊主持之人,近有被安福部以金钱五万元收买之说,后被各校探悉其事。以罗助桀为虐,群起而攻,罗遂不能立足于学生团之内”。顾颉刚不明白有些人“在协力御侮的时候,尚要寻私怨”,他不希望与这些不能当大责任的“胡闹的人”并肩战斗(第265-266页,下同)。
顾颉刚还是想以办杂志,通过舆论鼓吹的方式,尽到知识人影响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责任。他说:“我对于革命总主张知识上之自觉,不主张感情上之奋兴。”在他看来,革命也需要分工,“形式上的抵抗可以专让他们去做,精神的抵制必定要我们努力造成。”这样看来,不在场的顾颉刚倒是理智的,他承继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路。无论现在怎么看顾颉刚所创立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这个“疑古”风潮确是新文化运动重估中国传统价值的自然延续。到“九一八”以后,顾颉刚编辑通俗读物,承继的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平民主义和“五四”民族主义精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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