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钱伟长与小学生们在一起。(资料图片)\

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在卡片上留言，寄托对钱老的哀思。董少校 摄

编者按

2010年7月30日清晨，上海。钱伟长走过98载的人生，溘然长逝。

伟人远去，天地同悲。上海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赶赴灵堂，为钱老送行。白菊绽放，哀乐低回，传递着人们不尽的悲痛和怀念。

人们怀念钱老，不仅因为他是秉持爱国精神和谦逊品格、在科学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伟大科学家，还因为他是塑造了一所大学的灵魂、在耄耋之年仍身体力行实践教育理想的伟大教育家。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大学该怎样营造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环境?教育者应怀有什么样的胸怀与品质?

重温钱伟长的教育实践、教育思想与育人情怀，我们得以再次思考这位科学巨人留给教育的精神遗产，得以在“三钱”离去后，获取继承前人风骨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董少校

“破除四堵墙”，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1自强不息 全面育人

“伟力昭日月，长风共乾坤。”上海大学乐乎楼灵堂外贴着一幅由后学者献上的对联。“钱校长，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钱老走好，我们谨记自强不息!”校园里的行道树间挂满了学生制作的黄丝带和写有寄语的卡片。上海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浸润着众人对钱伟长校长的追思与怀念，这里，也是钱伟长校长生前最为牵挂的地方。

2002年的一天，正在病榻上的钱伟长充满感情地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领导说:“在上海的这20年，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有人问他:“您在上海最满意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用我的思想办了一所大学。”它，就是上海大学。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年，原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四校合并，组建成新上海大学，钱伟长担任校长。他把心血播洒在这片热土上，以他的才干和品格造就了上海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把一个建校历史不长、办学基础薄弱、校区分散的地方大学建设成了一所拥有现代化校园、整体实力跻身国内先进行列、综合性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

身在上海大学的人，能最深刻地感受到钱伟长对这所大学的影响。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师张钢说:“上海大学从原来的综合排名100名以外，近年跃居全国38名以内，这得益于钱校长的办学理念。”

进入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正对校门卧着一块大石，上面刻有“自强不息”四个遒劲的大字，题字者钱伟长。这是他几十年人生经历的总结，是他始终秉持的理念，也是他希望学子们具备的精神品质。

钱伟长到上海工业大学以后，提出以“自强不息”作为校训，因为，“一个学校要有点精神，用以治学、治教、治校，建设和形成我们自己的工大精神”。他还说:“我们在学校中要为学生创造一种积极好学、奋发向上的氛围，让他们在这种自强不息的氛围中成长，将来到社会上就有勇气去竞争，去拼搏，去创造成绩，为国家多作贡献。”1988年，经上海工大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自强不息”成为该校校训。新上海大学成立以后，此校训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同。

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而成，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奉献。钱伟长在80岁时曾自书条幅:“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为人民服务。”他倡导以“自强不息”作为校训，不仅是为了激励师生树立起不畏艰险、奋发向上的意志力和进取心，更重要的是倡导个人奋斗要建立在为国为民的根基之上。

在2005年7月举行的上海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钱伟长疾呼，上海大学的校训光“自强不息”四个字还不够，要再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动情地说:“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全场师生无不为之动容。这也是年迈的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每个从上海大学走出的毕业生，心中都烙着“自强不息”的印记。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2009届学生小甘一直记得钱校长说过的话--“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她说:“工作一年来，我一直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要求自己。我未曾与钱老见过面，这是我的遗憾，但我会按照他的做人准则指导自己未来的工作。”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已融入到上海大学的骨髓和经脉之中。2003年，全校干部教师开展办学特色大讨论，最后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形成“破除四堵墙”、“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的独特教育理念;第二是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坚持以“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形成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们认为，这些独特的教育理念都是钱伟长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时开始提出的。

“破除四堵墙”理论又称作“拆除四堵墙”，集中体现了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追求。四堵墙即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钱伟长认为，大学是开放的，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需要，为企业开展科技服务。他主张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反对教师照本宣科，认为必须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钱伟长看来，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必须拆除，让自然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再隔行如隔山。钱伟长主张办综合性大学，培养全面人才。“学生的知识面要广，在广的基础上提高，在广的基础上专，才能提得高、专得有水平……只有综合性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他说。

钱伟长之所以有以上关于大学建设的主张，源于其对大学培养目标的理解--“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2007年3月，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于信汇在学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概念。钱伟长的思想融入上海大学的办学实践之中，成为学校鲜明的特色和文化传统。

不拿上海大学一分钱工资，长年以校为家，最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身体力行引领教师成长--

2 至朴至诚 师者风范

青年时代的钱伟长弃文从理，以祖国的需要为专业，浓浓的爱国情怀在胸中激荡。在漫漫人生征途上，他潜心事业，看淡名利，身居高位而平易近人，展现了一位伟人的赤子之心和高尚风范，留下了一段段为人称道的佳话。

高中毕业后，钱伟长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1931年，他获得“清寒奖学金”资助，以中文、历史双科满分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入学第三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钱伟长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他说:“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先进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

在“反右”斗争和“文革”期间，钱伟长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错误地批斗，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都没有丧失信念，相信自己为祖国服务的机会总会到来。这种期盼成了他的精神动力，他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和他个人的“新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钱伟长已年近七旬，仍然强烈地希望报答祖国。在他70岁以后的20多年岁月里，为中国教育改革尽心尽力，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而孜孜不倦。钱伟长曾豪迈地说:“桑榆未晚，欣逢盛世;爱我中华，自强不息。”

钱伟长是一校之长，兼任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2000年前他还一直在招收研究生，可以说是上海大学的“全职员工”，但他的工资关系一直在北京全国政协机关，不拿上海大学一分钱工资。上海市政府曾考虑过在市区为钱伟长夫妇找所房子，他不要，后来同意了学校在校内建一个招待所的申请。招待所于1984年建成，是一幢四层小楼，主要用于接待来访专家和国际友人，同时安排钱伟长夫妇的饮食起居。钱伟长为这个招待所题名并书赠“乐乎楼”，寓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二楼有几个房间，用作钱伟长夫妇的卧房、起居室、书房兼办公室。从此，钱伟长夫妇以校为家。房间的布置非常简洁，没有豪华家具，沙发、桌椅都是招待所的配置。现在的“乐乎楼”是2000年在原址扩建而成的。“我姓钱，但我没有钱。”淡泊名利的他只想一心一意把学校的事情办好。

钱伟长不挑食，不抽烟，不喝酒，饮茶也不讲究。晚年他经常到校园里散步，到了90岁以后，行走不便，他就让工作人员推着他到校园里去转一转。他说最喜欢看学生穿梭在校园里、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上课。如果看不到人，他会马上嗔怪:“人都到哪里去了?”等到旁人告诉他学生们放假了，他才放下焦急的心情。

学生们看到钱校长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对于学生提出的合影要求，他总是展露笑容，积极配合。从担任校长开始，钱伟长每年参加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典礼，奔波在几个校区之间，与毕业生们合拍毕业照。他说:“校长就应该亲自把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很多毕业生都细心珍藏着与钱校长合拍的毕业照。

他向国家索取的很少，他为社会奉献的很多。贵州毕节地区驻上海联络处主任赵国义深情地回忆，钱伟长是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第一任专家顾问组组长，对毕节地区的发展非常关心。钱老和夫人在大方县捐助了一所希望小学，他被聘为毕节地区荣誉市民，中央统战部和毕节地区领导还特地向他颁发了一把关心贫困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金钥匙”。

上海大学校长助理、学工办主任翟启杰至今记得初次和钱伟长校长见面的情形。那时他和妻子都是学校刚刚引进的人才，原以为谈话半个小时之内就能结束，实际上却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钱校长反复讲，上海大学要对得起上海两个字，要为上海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努力为解决上海的社会、经济、技术问题服务，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翟启杰夫妇即将起身告辞时，钱校长又问了两个问题:你们女儿入学的事情安排好了吗?房子装修有什么困难?这让他们非常感动。翟启杰由衷感到，钱校长是一位伟人，是一位慈父，是所有师者的楷模。

多年来，不管引进还是培养，钱伟长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看得很重。上世纪50年代，钱伟长曾经指导了18名研究生和10多名共事的助手，以及3期力学研究班学员。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了教学一线的骨干力量。他强调大学教师要重视课堂教学，教授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同时，他也指出，师资队伍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做后盾。在他看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促进学校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但不能搞成教学、科研两支队伍，应该是一支队伍。教师应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还应积极进行科研，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抓高新技术。

以祖国需要为专业，在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领域赢得国际声誉，取得多项科学成就，一生服务祖国与人民--

3 勤奋求索 严谨治学

在向大学教师提出科研要求的同时，钱伟长在科学研究领域持续多年的勤奋求索，成为了无数科研者的榜样。

大学毕业后，钱伟长作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生，留学北美，用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在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和波导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独树一帜。他和老师辛格合作，用微分几何与张量分析方法，从一般弹性理论出发，给出薄板薄壳非线性内禀方程。钱伟长因此作为冯·卡门60寿辰祝寿文集中最年轻的中国作者，跻身世界最知名的学者行列。他以板壳内禀理论为题目的博士论文，成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北美力学研究生的必读文献。随后，钱伟长到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从事火箭发射、弹道、超音速流的工作。

归国以后，钱伟长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并长期从事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研究工作，其中有关大挠度板的奇异摄动理论被称为“钱伟长法”，有关浅球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赢得了国际声誉。

1954年，钱伟长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称呼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赞誉他们为制定规划所作的贡献。从此，“三钱”之名响彻九州。

钱伟长相继负责筹建了中科院力学所和自动化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70高龄的他又创办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出版了《应用数学和力学》(中文版、英文版)及《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英文)两种杂志。办刊没几年，《应用数学和力学》便被美国力学科学院评为17种国际力学刊物之一。多年来，他严把刊物质量关，每一期稿件都自己审阅校对，直到90高龄，为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科学的天地里，钱伟长不因已有的成绩而满足，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曾研究坦克电池，性能比国外产品还高;他推导过13000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发明了获奖的“钱码”。钱伟长说，他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专业，目的是解决问题。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1982年考取钱伟长的研究生，1987年博士毕业。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周哲玮问:“钱校长，您看我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就因为这样一个大家觉得十分平常的问题，他挨了一顿批评。钱伟长说:“你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戴世强教授认为，钱伟长先生治学理念的精髓在于，根据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来发现、提炼、总结问题，建立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加以处理，再将所得的成果经过实践检验，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给上海大学的王道增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记得，钱老提出“必须从物理最本质的问题进行研究”，强调研究要从实验开始，通过理论分析，再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周哲玮同样对此深有体会。在“学好了再做还是在做中继续学”的问题上，钱伟长明显倾向于后者。他教导周哲玮，除了一些基础课必须学透，其他的课程不能一门一门的学下去。“缺少理论的地方解决理论的问题，缺少工具的地方解决工具的问题，要解决到恰到好处，解决到刚刚能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够了。你应该继续再做新的问题，下一次碰到了你再来。力学中碰到的数学问题很多，要捏着鼻子跳进数学的海洋里，但不能淹死在里面。”周哲玮说，钱老这种治学方法让他一生受益无穷。(许昭诺对此文亦有贡献)

他的人生

钱伟长，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因病于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他的语录

我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

我不是天才，我的学习是非常勤奋的，我发现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需要，我就学。

我们要培养满肚子都是问题的人，这种人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培养博士生就是使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变成有问题的人，也懂得力所能及来解决问题。

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的现象，已明显地影响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我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忙于应付考试，小学应付考中学，中学应付考大学。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搞到最后，成了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哪所学校就是好学校。即使仅就智育而言，这也是片面的。

学校体育很重要。运动场上情况瞬息万变，要应付环境，就要有分析、决策的本事。运动是培养人的体力，增强体魄，激发拼搏争先的斗志，形成合作的团队精神的最好方式。

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钱伟长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当钱伟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首要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

2005年7月，93岁高龄的钱伟最后一次出席上海大学学生毕业典礼。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复旦大学多年来探寻“通识教育”，校长杨玉良说，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

“大学校长不是官”

钱伟长生前有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他是一名“义务校长”--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学校里。

“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表现在我们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即使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李培根反思说。

杨玉良说:“高校内部要消除行政级别，首先要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并在学校各级干部的任用方法与过程方面都要符合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要坚决摈弃政府机关干部任用的习惯做法。”

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钱伟长走后，举国唏嘘。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惜这位老人的远去?因为他立德、立言、立行，为后辈树立良好楷模。

纪宝成说，大学校长向钱伟长学习什么?大学校长应在“学术立校、教化树人”上下功夫，守护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弘扬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

李培根表示:“大学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坚守的，千万不能丢掉，我们不仅要坚守，还要靠这个去引领社会。”

理想中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杨玉良的答案是: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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